第一次看到有教授將施明德的「九一五圍城」活動定義為新公民運動，覺得很訝異。隨後又看到許多學者呼應這樣的講法，更覺得奇怪。 

　在我寫完一些有關親綠學者一些評論文章時，我發現當我們將中產階級、知識份子與公民意識等概念結合在一起時，我覺得這其間存有許多深刻而值得研究的弔詭現象，絕非學者幾句話就可以輕易帶過。

　有人仔細分析支持施明德的九一五群眾與2004年泛藍軍抗議敗選而發動從320到326的群眾，兩者的雷同性極高，若九一五運動是新公民運動，為何320到326的運動就不是新公民運動？也許有人會說，一者是涉及政治，另一則是強調政治道德，兩者不同。我不同意。

　兩個不同概念所發起的運動會出現相同的群眾，其中必然有許多相同內涵的動力在運作，不然不會出現那麼強烈的雷同性。要說九一五運動背後沒有和2004年那次活動的泛藍軍人馬在運作，其誰能信？

　換另一個角度去推論，若九一五運動的群眾是中產階級、新公民運動，那麼，是否也反應2004年那一票在總統府前鬧一個禮拜的人都是中產階級、新公民運動的推動者？

　2004年的320到326，他們被定義為政治運動，也是一種非理性的政治反應，為何他們在兩年之後竟然是一種理性的、高尚的公民運動呢？我想，所有將九一五運動說成新公民運動的學者，應該要深思這樣定位的落差問題。

　與新公民運動相對應的，就是對自由、民主、平等的要求。反貪腐是公民運動的內涵之一，卻不是核心精神。中國也在推動反貪腐運動，但他卻是政治人物由上往下推動的，同時也是中國政治鬥爭的一種手法，與公民運動一點也沒有關係。施明德的反貪腐運動乃是陳水扁總統堅持民主、自由、平等與法治下的產物之一，並沒有奇怪。

　我們並沒有反對追究貪腐者的法律責任，但根據自由、民主與平等精神，我們要問，以相同標準來看施明德推動的反貪腐運動內涵，難道就僅僅只有陳水扁總統及其家人、親信有資格列入他控訴的對象嗎？更深刻的說，現在參與反貪腐活動的人，個人難道沒有貪腐的行為嗎？也就是當有一群人在追究某人有責任時，我們要問追究者難道沒有相類似的責任嗎？

　當然，「追究者有責任」無法推論「追究者沒有權力去追究」，然而，在大家都有權追究責任的同時，我們要問的不是誰有責任，而是追究目標、標準的設定到底由誰決定？這也是從民主、自由及平等發展出來的權利、義務關係的責任追究方式。

　以這樣的精神，回過頭來去追問那些學者或所謂中產階級津津樂道的「反貪腐行為」、「新公民運動」，就會被以「貪腐」這一個概念發展出來的法律責任，那不是如施明德所強調僅僅追究陳水扁總統，而是在公民標準下，所有人都應該被要求在相同標準之下進行檢驗。或有進者，就是在法律正義及法律程序下，所有的公民都要被檢驗。此時不分藍綠都應該是如此。

　在這樣的邏輯下，吳乃德等以總統必須高於一般公民的標準被要求，不僅違反公民社會的基本精神，甚至也違反憲法。因為從自由、民主、平等的精神下所推展的公民運動，不在強調虛渺的道德，而在現實、可量測平等的法律。脫離法律，就喪失公民社會的基本精義。

　在這樣的條件下，馬英九在公民社會中，被要求的政治及法律責任，不僅對自己特支費的問題必須有相應的法律責任，也無可避免的要對他同時位居官員及在野黨領袖的相關身分，負起相關責任。這也就是說，鬧了一個多月的反貪腐行為，對於身為首都市長及在野黨領袖的馬英九，不僅在公民社會的基本責任沒有被要求，甚至在傳統的官僚責任也淪喪。

　前者在於媒體、反貪腐運動者對於有關馬英九的貪腐行為並沒有追究，後者在於將貪腐責任以執政黨或傳統的官僚體系去深究時，馬英九這一個首都市長在傳統觀念中，恰恰是一個執政的位置，也恰恰是一個官僚。他都毫無可能與陳水扁總統切割，被人認為貪腐結構的共犯者。 

　且就他近代國家的在野黨領袖的身分來說，「在野黨領袖會不會貪腐？」是一個很一般的問題，簡單的說，當出現犯罪體系的共犯結構時，握權者與不握權者在某一些條件下是共存共榮的。吳叡人提出所謂的「轉型正義」概念，恰恰為執政的民進黨無所作為進行嚴厲批判的有力口號。

　「民進黨的無所作為」可以解釋為無能，也可以解釋為與犯罪的國民黨進行共犯結合，此時，在野黨也不必然就是乾淨。若將這樣的行為放置在公民社會來看，無權者不必然沒有犯罪；同樣的，有權者也不必然會犯罪。

　這種犯罪與不犯罪的比較基礎，不是從權力的角度去解讀，而是從行為者的行為去看，這又是從公民的自由、民主與平等的精神去檢驗一個公民的行為。

　許多所謂的親綠、七一五學者，強調要對話、要新公民運動，我們不反對，但是，請在公民社會的自由、平等與民主條件下進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