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個人在各方面都不一樣，很難有比較條件，但在所謂親綠學者的道德標準要求下，趙建銘被認定是總統家庭中，被牽涉入案件的一員，也是那些人要求總統下台的理由之一，我們要問，身為總統家庭的一員，趙建銘似乎被要求相當高的道德標準，也因此被人要求做很高的道德回應。實際上，除了總統，還有誰必須遵守道德呢？如果沒有很高的道德，必須予以譴責，那沒有基本道德，不是更應該譴責？蘇永欽就是沒有基本道德的人。

　總統的女婿要不要遵守最高道德，或者總統要不要遵守最高道德，而為女婿犯罪而自我譴責，其實是人言言殊，莫衷一是。但是，法律學者要遵守法學界的最低的標準：「守法」卻是一個不可以挑戰的共識。

　身為一位學者及憲法學家，蘇永欽有一些值得批評的地方，但過份細微的地方，我們就不方便講，光他對於大法官會議對NCC違憲方面的判決，所做的「忍辱負重」的聲明，就可以讓人否定他法律人的人格。

　我記得在1945年日本戰敗之後，國內許多的民生物資缺乏，而政府配給的物資又不夠。日本有一位司法官，為了要遵守司法官的戒條，他認為做為一位執法者理應比人民更守法，他明明知道政府給他的配給不合理，家裡也明明有錢，但就是不准去買黑市的食品，最後因為營養不良而死。

　日本人的法學訓練是要訓練一個人能伸張正義，而在伸張正義之前，自己必須守法。因此，日本的司法，自明治維新之後，就獨立於政治之外，是社會人士的共識。但台灣呢？或者中華民國呢？

　蘇永欽的「忍辱負重」是要求自己成為政治的附庸，而法律必須獨立於政治之外，成為社會公信力的象徵是基本要義。今天蘇永欽這樣的行為，等於毀壞司法在社會的公信力。這也間接顯示，台灣的法學教育，要達到以開發國家的境界，還有一大段距離。

　相應於趙建銘，他所犯的錯誤比之蘇永欽來說，真的不算甚麼。趙建銘目前所犯的法，僅因為他是總統的女婿，所以被放大處理。司法界這樣的處事，基本上就是讓司法從屬於政治鬥爭，他的精神與蘇永欽的「忍辱負重」是一致的，都是自甘「法律為政治服務」。

　其次，被捲入為「政治人」的趙建銘，他目前所作所為只是一個蹩腳三的政治人的行為，他犯法，但不能說是大法。就他的證券交易法來說，我可以講，如果這一條要辦，第一個要抓國民黨，其次要抓劉泰英，連戰或連戰家族也不應該放過。而這些不僅是政治人，還是重量級的政治人。同時，從法律程序來看，趙建銘尚未犯法，從證交法來看，假如司法是公正的，趙建銘被判犯法的機率也很低。更進一步說，趙建銘是醫生，不是律師，他犯法是可以被諒解，因為他有權力推說他不懂，至於他買股票也可以說是人生理財，這些都不能說錯。如果要辦他，他僅是犯法問題。這與求學、為人的最低道德無關。

　檢調系統或檢察官，他們面對趙建銘醫師的「犯法」，及法學院院長蘇永欽（還是專攻憲法的公法學教授）在被判違憲之後的「忍辱負重」說，不知有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