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我坐火車回故鄉,在火車上,我特意準備了一本王作榮的書:「真話」,來閱讀。
我年輕的時候很喜歡看王作榮的文章,然而,現在我又為何不喜歡呢?這一直是困擾我的疑問,看他這一本他經濟政治運作的剖心之書,有助於我瞭解他以往在寫有關經濟發展的文章時,他內心的想法,也有助於我瞭解年輕時的想法。
在經濟學界,許多的論述逐漸被數學及經濟學的術語所掩蓋,許多經濟學者個人真實的想法很難在經濟學的文章中找到答案。即令是偏向政治決策、較能展現個人政治信仰的經濟政策,也可以將個人的偏好隱藏在層層密密的經濟術語及統計數字之中。
因此,要瞭解經濟學家的非經濟想法,有時候是要藉助他個人在非經濟方面的著作才能知曉,從而進一步推知他為何在經濟學界會出現那樣的經濟想法與堅持。
看完王作榮先生這一本書之後,再比照龍應台及南方朔的文章,我終於知道我心中的一些困擾。
在他們那一等級的作家,原來就是用這種手法在寫文章,你也許會迷戀他的文筆,也對他的批判覺得贊同,甚至自卑自己沒有那樣的學問,一旦你有這樣的想法,那你就陷入他們設下的陷阱中。
他們善以吊書袋導入似是而非之論
台灣人在評論事情時,有兩個特性。一個是沒有自己分析事情的評價標準,一個是單就事論事,比較不會吊書袋。因為沒有自己的評價標準,所以,評價的基礎經常會隨對手來決定,這就讓他的對手可以選擇最好的攻擊點。其次,因為僅僅就事論事,不會吊書袋,所以,他們在評論事情時,會有人認為那是個人之見,不足以作為公論。結合這兩點,我們可以說泛綠軍在和泛藍軍對衝時,經常會被認為較沒有學問。
各位仔細分析,南方朔的文章經常會提一些有名的外國名人的詞句、書籍,讓人感覺到他學問非常豐富,然後他就將整個文章轉向批判泛綠軍,然後我們讀者從前面看到後面,因為前面所講的人太有名,是正確的、值得尊敬的,所以,我們就會認為南方朔後面所講的話就是正確的。問題是讀者這樣的推論是不對的。因為就算前面正確,也無法推論後面必然是正確。
龍應台的特性是很喜歡用他在國外的案例來加強他文章的說服力。因為他舉的外國案例都是先進國家的案例,例如美國、德國,所以,會讓我們覺得他的經驗、案例是正確的,也是先進國家、文明的標準,根據這樣的經驗反推出來的台灣現象,就是錯誤的,我們必須以龍應台的外國經驗、標準來反省自己,從而肯定他評論的方向,同意他批評的對象。
王作榮也有這樣的風格,他在寫文章時,也會拿案例,但他的案例多是中國的,古時候的,或者是經濟學界的理想狀態,然後推論現在台灣有哪一些缺失,特別是李登輝總統、陳水扁總統時代有哪一些缺失。
綜合上面的寫作筆法,我們發現找一個:「理想狀態做為評論基準,然後以這樣的基準評論事情」是他們的共通點。然而,這種方式其實不一定正確,而且經常陷入似是而非的狀況。
南方朔的文章,「看」比「不看」還慘
南方朔的文章以名人的詞句最多,問題是這一個名人所講的現象根本不是針對台灣的現象在發言,而且他講的事情與南方朔要評論的事情經常是南轅北轍,渺不相關。然而,我們讀者大部分不知道南方朔所講的名人是誰,所說的事情為何,但就在南方朔所祭出的大帽子下,很輕易的屈服,所以,南方朔後面所講的事情,我們也就很容易不加思索的接受了。不會用心去瞭解,到底南方朔前面所提的名人、名句和後面他所評述的對象有何關係。
如果有人有足夠的時間與用心去分析南方朔這種雙部分架構的寫作方式,就會發現這樣的寫法其實很有問題。因為前面那個名人所講的現象若非與後者高度相同,就很容易出現「圓柄方鑿」的狀況,導致引喻失義的結果,特別是南方朔將前者名人所說的話當作該文的主架構在看待,完全用那一段話來作為評述後面他評述對象的標準、判斷依據,這就更會使得他所犯下的引喻失義的結果,讓人難以接受。不幸的是:南方朔經常這樣在玩,而且還玩得不亦樂乎。
也許有人會認為,學術性的文章不也是這樣嗎?拿一些學術界的理論模型在分析社會現象,而且還玩得虎虎生風。學術界都這樣玩,為何南方朔不可以呢?這是不一樣的狀況。
學術界的處理方式是:
一、他先找出一大堆資料來證明他這樣的學理引述是有堅強基礎的,不是任意找一個人講的話就成立。
二、學術界所用的學理是經過學術界不斷驗證出來的結果,證明他的論點在他要研究的對象是有效或可能有效,而不是隨便一個人講話就可以拿來引用。
三、學術界的論文是用現況來檢驗學理是否正確,是否需要修正。重點是現況,不是學理正確,甚至學理是否正確乃是由現況決定。但是,南方朔卻是用學理來證明現況有問題。
四、學術界的檢驗必須建立在龐大的資料基礎上,南方朔卻是拿一個人所講的話就可以去檢驗一個現象。這個人可以是名人,這一個人所講的話也可以是名句,但我們無從證明這一個名人所講的話都是真理,即令他講的這句話是真理,也不證明他可以適用在所有的現象中。當然也可以說,在沒有嚴謹的比較分析下,將這一個名人所講的「真理」、「名句」應用在某一些國家的某一些現象,可能是不合宜的。
所以,南方朔的寫作方式基本上有相當強烈的投機性,而且與真理、學術研究的基本求真、求實的精神背道而馳。
從而我們要說,南方朔的文章,「看」比「不看」還慘。中國古人說:「盡信書,不如無書」,看南方朔的文章比盡信書還慘。「書」的作者尚且可能是求真求實下,或然產生的失誤,但南方朔的文章不僅沒有這樣的精神,甚至有故意誤導之嫌。
2000後的龍應台:統一超越理性
龍應台的文章是在網路上經常被批判的「常客」,但說真的,這幾年來,她寫作文章的功力並沒有增進。這幾年,包含她寫野火集的時候,甚至有快速退步的現象。
討論龍應台的文章,我們先以三毛的案例來做比較。三毛在寫撒哈拉的故事時,很多人是將她當作一個很奇特的經驗,尤其在那封閉的民國六十年代,西非,一個壓根子都不會被認為要注意的地方,更且被我們認為是落後地區,「為何一個女孩子要去那個落後地區呢?」我想是很多人在看三毛的書時,心中會產生的疑問。現在,假如三毛以她在西非看到的現象來批評台灣,我想當時的人會產生一種反感,「為何她要用落後地區的現象去批評台灣這樣的「進步」地區呢?」
同樣,龍應台在批評台灣時,也是用外國現象在批評台灣,這樣的文章在龍應台的野火集就出現了,為何我們會接受龍應台的評論,卻可能對三毛那樣的評論產生反感呢?真實的答案之一就是:「相對於美國、德國,我們是落後地區」。就是這樣的感覺,才讓我們很輕易的接受龍應台的野火評論。也建立在這一個基礎上,我們繼續相信她到2000年之前的文章。
假如我們將龍應台在先進國家的經驗,改成名人、名句這樣的名詞代換,我們就會發現龍應台文章的魔力與南方朔是相同的,只是龍應台的文筆比南方朔好而已。
我不懷疑用近代化的發展「演變」概念,美國、德國是比台灣更現代化的國家,也是「更理性」的國家,以他們的發展現象來評論台灣,有其精準且深刻的地方,值得參酌。這也是龍應台文章的特色,為什麼龍應台的文章在國民黨時代具有廣大的讀者基礎,原因之一就在此。
如果龍應台順著野火的精神持續下來,她在2000年之後的文章,我想也依舊會奪得很多以往支持她的綠軍人的支持,因為「追求現代化,成為近代國家」,是泛綠軍的目標,而目前台灣的確不如美國、德國,所以,龍應台的文章仍具有參考價值。然而,她2000年之後的風格卻不是這樣。
野火集的龍應台之所以好,乃在於她將國民黨時代與德國、美國相比,從而指出台灣的問題。這在追求現代化成為近代國家的邏輯上是可以接受的。然而,在2000年之後,她比較的變數多了兩個,一個是李登輝總統掌政時期,一個是政黨輪替的陳水扁、民進黨時代。簡單的說,多了一個不是他們民族份子掌權的台灣本地人時代。在這樣的條件下,若從現代化或近代國家的角度進行比較分析,德國、美國依舊較現代化,而李登輝、陳水扁時代其次,國民黨更其次。若再加上中國,則又更其次。
然而,龍應台已經無法脫離她民族朋友對她的影響,統一超越理性,成為她評論事情的重要標準。所以,龍應台在評論2000年之後的嶄新狀況,經常從肯定德國、美國,一下子就肯定她那些依舊生活在兩蔣時代的利益既得分子,然後強烈貶斥李登輝、陳水扁,而這是矛盾的。她甚至將共產黨中國的地位排在國民黨之前,造成:
1.李登輝、陳水扁和國民黨相比,國民黨時代比較好。
2.共產黨與國民黨相比,共產黨比較好。
3.共產黨與德國、美國相比,德國、美國比較好。
然而,國際從現代化程度的認知卻是:
1.德國、美國高於李登輝、陳水扁時代
2.李登輝、陳水扁時代高於國民黨
3.國民黨高於共產黨。
龍應台以華麗文辭隱藏矛盾、扭曲
龍應台的文章就是處於這樣的矛盾,但她又要硬掰,所以,就會出現在她華麗的文辭下,潛藏著許多的矛盾與扭曲,放置許多不合理、不合情的說詞與論述。如果我們相信龍應台野火集的圖騰,我們就很容易陷入她華麗的詞藻中,忘卻她文中的不合理,甚至被她外國經驗、外國人怎樣等等的論述所嚇唬,然後相信她所寫的文章。
龍應台這樣的文章也是從某一些對的,然後要讀者相信她後面的推論、批判也是對的。問題是:若她直接批判德國、美國與台灣的現況比較,她可能是對的,但她若要拿國民黨時代或共產黨的某一些現象來比較,就會出現矛盾。就從「演變」這一個角度來說,李登輝、陳水扁時代絕對比國民黨時代來的好,若龍應台要批判李登輝、陳水扁時代,就一定要先批判兩蔣時代、共產黨中國,但批判國民黨並不符合她在台灣的利益及人際脈絡。批判共產黨中國這也不符合她現在的利益,所以,就造成她文章中矛盾重重的四不像狀況。
龍應台的問題在於她並不能解決現代化的「演變」比較,從而陷入理性與意識型態的衝突,而這樣的衝突導致她的文章不僅漸漸失去以往的批判犀利度,甚至有精神分裂的現象。
王作榮上台不勤於事,下台斷別人的根
王作榮的文章也有前述的風格。老是強調他是站在理想、道德的標準在處事,他如何有眼光,又怎樣怎樣的有能力。但問題就在於他的確不是這樣,而他所描述的、攻擊的對象,也不一定如他所說的那樣。如果讀者順著他的文章所強調的理想及「應該要怎樣」去做的時候,你會發現他好像很偉大的樣子,然而,當你仔細去檢驗他的話時,卻不是這樣。
關於王作榮,我建議各位去看他所寫的:「愛憎李登輝-戴國煇與王作榮對話錄」、「壯志未酬」,及他從監察院任滿之後,認為「監察院要關掉,只能打蚊子,不能打老虎。」這種在其位不勤於事,下台之後又斷別人的根,然後老是大罵別人對他怎樣,他又怎樣不會對不起別人等。看完這兩本書後,你再來看「真話」就能瞭解王作榮的風格與人品。
龍應台不捍衛正義,卻從中作亂、亂搞
解讀統派文人的文章,並非一般人就可以,因為她們經常有美麗的包裝。
我本來很想寫一篇文章去批判龍應台在時報發表的文章:「品格」,後來決定放棄。因為這一派人寫文章的風格就是高懸一些看似正確,也許真的正確的標準,然後閃爍在是與非之間挪動。你很難有足夠的精力去應付他們的胡搞,也真的很累。然而,這樣的文章卻有其影響力,不得不動筆。以她這一篇文章所舉的例子來說:
「一個國家的元首,在我的理解,有四個核心的責任:
第一,不管國家處境多麼艱困,他要有能耐使人民以自己的國家為榮,使國民有一種健康的自豪感。
第二,不管在野勢力如何強悍,他要有能耐凝聚人民的認同感,對國家認同,對社會認同,尤其是對彼此認同。
第三,他要有能耐提得出國家的長遠願景。人民認同這個願景,心甘情願為這個願景共同努力。
第四,他不必是聖人,但他必須有一定的道德高度,去對外代表全體人民,對內象徵社會的價值共識。小學生在寫「我的志願」時,還可能以他為人生立志的效法對象。
以這個標準來衡量帶領我們進入二十一世紀的這位元首,是的,他近乎災難性地不及格。」
她先舉德國的例子,然後講一個元首要怎樣,然後又說陳水扁總統要怎樣。從她舉的例子及文章的限制狀況來說,我們會肯定她所說,但是我不禁要問,德國,那個她念茲在茲的國家,在講一個人有罪時,到底是先確定這個人有罪,再去找證據?抑或先找證據,再審判一個人有罪呢?這是法學訓練ABC的問題,不是高深學問,幾乎任何一個德國公民都知道的常識。
當一個人指控別人有罪時,指控者應該提出證據,還是被指控者應該主動證明他無罪,這也是法學ABC的問題,不須要留學美國、居住德國才能知道的常識,而留學美國、居住過德國的龍應台顯然對這一些常識矇然不懂。
龍應台以德國案例提高她的說話份量,但她卻不用德國法學的基本要求去看她指責的台灣總統。若你先相信她有能力收到德國17歲小孩的信(可能是他兒子),從而相信她有國際觀,深通外國,那麼,你就很容易相信她後來提出的元首標準,這樣的標準也不能說錯,只是她後來指責的人就出大問題了。
今天,總統會被提出來罷免的理由,如果在法律上無法成立,在政治上是政黨惡鬥的一環,在道德評述上是不合格的,作為知識份子,理論上是出面捍衛正義,不是沈默。龍應台不僅不捍衛正義,也不選擇沈默,甚至從中作亂,而且亂搞。一個連法學ABC都有問題的人,在談論涉及法律的問題,又如何取信於人呢?
龍應台讓泛藍軍的道德水準遭人懷疑
龍應台說:「當他在空中做外交『迷航』的時候,當他讓霸氣的美國政府直接或間接羞辱他的時候,台灣人沒有自豪感可言,只有沉默的屈辱。」
陳水扁發生這樣的事情,我們應該是要譴責陳水扁?中國?還是美國呢?我想被壓迫者、被羞辱者的台灣總統,總不應該在被不合理壓迫之後,又要被羞辱吧?如果龍應台講的話、她的邏輯是正確的,那麼,比照龍應台評述「陳水扁總統被羞辱」的方式,中國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及當時被日本修理、羞辱,乃至屠殺,我想日本也不應該被龍應台譴責,因為答案很簡單,那是中國的領導人不行,中國人「沒有自豪感可言,只有沉默的屈辱」,如果龍應台反對我的講法,她有何資格譴責陳水扁呢?如果龍應台接受我的講法,他又有何資格對東京都知事(市長)石原慎太郎當面抗議呢?
龍應台又說:「當他用充滿暴力暗示和誘引衝突的語言對人民說,『我願意犧牲,扣扳機吧』的時候,台灣的社會是被精心設計地撕開割裂,而不是和解和凝聚。」但他卻不說,到底是誰說這句:「扣扳機」?也就是說龍應台的文章不僅模糊不清,甚至有行文上、舉例上的道德嚴重缺失。這樣的人竟然是泛藍軍高階的文人,實在讓人不僅懷疑泛藍軍的文化水準,也懷疑泛藍軍的道德水準。
龍應台的流彈所及,真是讓人滿臉都豆花。她說:
「規範政治和道德責任的,是一個社會的整體文明和教養。
誰教過他『品格』?
當一個元首成為『千夫所指』時,一個深層問題必須追究的是,這樣的元首和他的裙帶集團,究竟是怎麼產生的?
他們的家庭和小學教育,有沒有教過他們,一介不取是基本操行,誠實是第一原則?他們的中學教育,有沒有教過他們,公和私的界線要嚴格分明,人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元首的大學法律系教育,有沒有教過他:最大的權力必須以最大的謙卑來承擔?有沒有教過他韓愈在一千兩百年前說過的話:『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沒有教過他薩穆爾•斯邁爾斯在一百三十年前說過的話:『一個偉大的國家領袖在他身後留給國家的財富是,一個毫無瑕疵的生活楷模,是所有後人在形成自己品格時仿效的榜樣』?
他所一路成長的社會環境──父母、長輩、老師、社區、媒體、整個教育系統,有沒有給過他一種薰陶,一種教訓,告訴他:沒有品格,權力可能就是災難?
培養了他的政黨,在台灣民主進程上曾經做過偉大貢獻的這個黨,有沒有認識到,人民當初是因為對這個政黨的品格有所信任才將權力交給了它,而將來人民還迫切地需要它,重建清新的品格力量,去監督和對抗下一輪可能腐敗的新的執政者?
今天拚命為他辯護的人,是為了什麼而為他辯護?品格和道德,在民主政治裡,究竟還算不算數?今天反對他的人,又是為了什麼而反對?是真正原則的堅持,還是黨派權力的便宜計算?
如果我們的家庭、學校、社會、政黨,從來就不曾把品格和教養看做教育的關鍵內容,如果我們的政府,從來就沒把公民素養看做國家的教育大計,如果有了民主制度,但是制度裡的人民本身是一個對於品格根本不在乎的群體,那麼選出一個無能、無識又嚴重缺乏恥感的總統,我們為什麼驚異呢?
任何一個政治人物,都是社會的整體文明與教養的產物。檢討他、批判他的同時,這個社會本身的公民教育和品格培養,恐怕更值得我們深深、深深地思索。
一點也不差。
所以,罷免通過不通過,哪裡是真正的意義所在呢?罷免的真正歷史意義其實在於,透過罷免的提出,台灣人民用無比清晰的聲音做出宣示:民主不是民粹,自由不是放任,容忍不是拋棄原則,人民長大,不代表不需要典範。透過罷免的提出,人民在考驗自己對大是大非有多少堅持,對社會進步的力量有多少信心,對不該忍受的行為他如何決斷,對值得奮鬥的目標他如何執著。
一課一課地上,一關一關地過;一路走來,台灣人,你一點也不差。」
當龍應台的道德評述不成立後,她所提到的道德責難就有問題。今天龍應台將陳水扁總統目前被指的缺失一個個追究他周遭人的責任,甚至連替他辯護的人都被打到。我只是想問龍應台一件事情:
中華民國法院,哪一個說總統犯了這些問題呢?證據呢?
中華民國媒體,哪一個找出明確的證據說總統犯法了呢?
中華民國的媒體如果能代表民意,2000年總統大選,總統就是宋楚瑜。
中華民國的媒體如果能代表民意,2004年總統大選,總統就是連戰。
我想,最應該接受品格教育的人,龍應台比陳水扁更需要。
不入流的評論文章應該被譴責
以龍應台「品格」這一篇文章來說,如果我們將她他文章中的德國17歲少年、龍應台等字眼去除,然後看她寫的文章,這和一般我們在報章雜誌上看到一些統派的寫手,寫的文章差不了多少。但加上德國、足球等事實寫實,又加上個龍應台,整篇文章就變得很有可讀性的樣子。
龍應台對陳水扁總統的指責,有沒有超過一般泛藍軍對陳水扁總統的指責呢?沒有。
龍應台對陳水扁總統的指責,有沒有提出新事證?沒有。
龍應台那些總統標準,有沒有明顯錯誤?沒有。
但是,這一些文章若出自別人手中,很多人都會覺得笑話。但出自龍應台,為何沒有?她有德國做護身符。
她提的總統的四個標準,是不是德國總統的標準呢?不是,這是她想的,然而,夾在德國足球的案例後,彷彿是德國人的標準。
就算是德國標準吧!一位行文得宜的德國人,在寫這樣的文章,絕對不會僅對總統提出要求,她也會對總統的相對應人,包括人民與政敵,提出相關的要求。因為在他們的教育中,他們知道權利與義務是對等的,要求總統有這麼高的標準,相對的,人民與政敵也要提出那樣水準的表現。
龍應台假借德國、美國的背景,替她自己抬高身價,卻寫出落後國家,屬於不入流的評論文章,這是應該被譴責的。而作為閱讀者,我們應該好好注意這種無行文人的下流行為。
南方朔的投機性讓我看不起
我看不起南方朔,並不是因為他的政治立場,而是他的投機性。
南方朔曾經為法農的「黑皮膚。白面具」的中文版寫序,並強調法農是他最尊敬的人之一。他這樣的說法放置他在海峽這一邊的各項論述,放置在他對中國各種政經發展的態度,讓我們不禁懷疑,那一篇署名南方朔的序文是不是他本人所寫的。
南方朔和一些號稱社會主義統派人士都有相同的毛病,統派是真的,社會主義是假的。南方朔宣稱悲憐被統治階級是假的,統派是真的。我這樣指控他們乃是建立在對他們言行的觀察。當這一群人在講有關社會主義的理想與理論時,經常是頭頭是道,但我要問:若要將他的理論放置在台灣這一個社會中,他們是如何處置的呢?
他如果要接近泛藍軍也可以,但他們要對國民黨以往的黨國體制、黨產、與資本家密切結合的現象,寫出深刻的批判,也要對現在國民黨權貴上層的統治方式進行深刻的批判,不然,他們的社會主義又如何溫暖與普遍關懷呢?同理,當他們在批判泛綠軍,特別是民進黨時,他們是不是也應該回過頭來去問,當台灣政府體制對老農、工人的福利不足時,那些眷村老兵的福利要怎樣處理?台灣目前社會福利不均所潛藏的民族歧視,他們又是以甚麼態度處理呢?
蒙蔽良心的高級知識份子:可恥
我對南方朔的批判,其實也等於我對楊渡、夏鑄九、鄭村棋的批判。政治選擇,或者是統獨立場,每一個人都有他選擇的權力,我沒有理由以我的想法去干預他們,然而,當有人高懸偉大的理想,卻又老是作一些與他們理想背道而馳的言行時,我們就有必要鳴鼓而攻之,那不僅涉及到釐清現象、事實,也是對偷雞摸狗之輩的譴責。
在台灣,很多人高唱中國nationalism,然而,卻又努力將自己的小孩送到國外當外國人,這是不對的。也有一群人,他們的確沒有將自己的資產與小孩送到國外,但他們卻全力護送前述將小孩取得外國國籍者,得到較多的權力,這時我要問,他們所謂的中國nationalism,或者說要愛國,到底意義在哪裡呢?一個人連自己的小孩都不當自己所愛國家的國民,卻要去當那個國家的總統,其中的矛盾是顯而易見。
而所謂高級知識份子不見於此,又全力讓這樣的人增加權力,說是「想不到」、「沒有想通」是說不過去的,我比較願意相信有潛在不為人知的原因,蒙蔽了他們的良心。而這樣的人卻又用偉大的口號來掩飾自己的缺失,實在是很過份。不僅如此,還公然指責別人有錯。這樣的人所做的行徑,不僅無恥,簡直不知道「恥」為何字。
http://www.southnews.com.tw | 2006.07.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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