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時候每當事情出來之後，就會出現一大堆專家、學者及政客進行解讀，這種解讀到底有甚麼意義呢？在台灣，我的想法是很有意義，對於沒有膽量又沒有記憶的台灣人，透過解讀去哄騙嚇唬真的很有用。

　在一個有秩序、有水準的國家，資訊的解讀會分成幾個管道，一個是正式、被重視的管道，一個是任意解釋的管道，社會大眾重視的是正式、被重視的管道。因為聽取解讀會影響人們的決策，也需要時間成本，所以，解讀資訊就變成有價值的行為，必須從有權威的管道去獲取。

　權威管道在解讀資訊時，不一定每一次都正確，但每一次解讀的結果，不管正確與否，都會負責任的向收訊者報告。透過這樣的處理方式，他們「解讀資訊」就會建立起權威，也就有社會影響力。與之相反的，就是有些人會隨便講講，這種隨便講講，或是解讀經常出錯的解讀者，無論在那一個社會中是不會重視的，因為他在浪費收訊者的時間及信賴，這也就是在浪費社會資源。

　在台灣，媒體就是一個會亂卻又提供不負責任資訊的單位，這樣的單位會請一些亂解讀資訊的人在解讀資訊，也就不奇怪了。

　媒體訪問一些解讀資訊經常出錯，已經到累犯、慣犯地步的人，這種解讀其實在混淆視聽，這種行為在一個信用社會是很難生存的，在資本主義社會也是這樣，因為接受這樣資訊的成本太高，導致精於計算的社會會出現一種淘汰的機制，讓他倒閉。

　但台灣不是一個重視信用的社會，台灣的媒體也是一個寡佔市場，要逼廠商退出市場很困難，許多廠商尚且可以透過創造錯誤的資訊去為某一些政治組織服務，並因而取得這一些政治組織的經濟支援。這種不是根據本業，而是濫用社會信用在賺取非分之財的行徑，在一個重視誠信的社會中，不僅會被看不起，甚至會被群起而攻之，但台灣不會。

　台灣的社會不會重視credit，原因是這一個社會credit沒有價值，因此，說謊或提供錯誤資訊的成本很低。

　由這種現象，我也推論台灣根本不是西方式資本主義社會，而是一種運用西方的科技、社會制度、有資本在運作的社會，他有類似資本主義的外貌，卻沒有資本主義社會重視誠信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