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知識經濟的浪潮，大家習以為科技為其原動力。 尤其是資訊科技，經常被當成解決問題的萬靈丹。 

　但如同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所言，知識對於經濟的重要性，有很長的歷史。 例如：十七世紀工業革命啟蒙階段，專利權代表著知識角色的重大突破。 一項發明，不再受制於政治或商業的既得利益者，而有其法律保障的獨立地位。十九世紀末期的美國及廿世紀中期的日本都因實行專利權而使經濟起飛。 

　 但美國、日本接受專利權，不只代表一項法律的實行，更象徵著一種文化的轉型。現代這一波以資訊科技為基礎的知識革命，實際上可追溯到一九二九年的經濟大恐慌。 在此之前，美國經濟也和今天的台灣類似，有政府對於金融市場的干預（包括護盤），有銀行與企業間糾葛不清的關係，甚至有黑金的影響。 但經濟大恐慌實在是一個非常大的教訓，使美國徹底檢討其經濟制度最基本的價值觀。 

　例如：在經濟中政府與企業的關係應該如何？金融產業與政府及與其他產業的關係又該如何？這一切非常深入的檢討，發現了資訊可以成為市場中那一隻看不見的手，因此很多金融改革法案也皆以資訊公開為核心。 

　同樣重要的是當時決策者還思考了另一個問題：經濟的發展難道不是為了創造一個比現在更美好的社會？還是只為了賺錢？這個思考導致福利制度的建立。 

　而這些經濟及社會制度的改革，也使美國逐漸脫離了「弱肉強食」的資本主義，轉型為一個以資訊為原料，以科學思考為工具，以公平、正義為價值觀的後工業社會。 

　 經濟大恐慌的影響不止於上述。 三○年代以後，家庭結構開始改變，社會體系也受到侵襲，傳統以男性、白人、財富為中心的權力文化於是式微，而開始有少數族群的民權運動、婦權運動，甚至消費者運動。 這些運動的結果使得傳統權力的來源如權位、錢財及拳頭被知識所取代。 這個轉變雖然緩慢，但卻是根本的。 更幸運的是，五○年代電腦的誕生，使得資訊科技能被應用到新制度的建構之上。 

　從這個觀點來看，社會文化的改革是知識社會形式的原動力，而資訊科技則是和各種制度改革相輔相成。 時至今日，知識社會不只在科技的運用上有異於以往，在其最根本的價值觀也已產生了革命。 

　Kenneth Hey和Peter Moore在其所著"The Caterpillar Doesn't Know"一書中就提出，美國社會在二次大戰後已逐漸從「財富的社會（Communities of Wealth）」轉型為「意義的社會（Communities of Meaning）」。 

　台灣今天面臨經濟困境，知識社會經常被當成口號，科技也常被當成萬靈丹，但台灣的文化是否已演進到適合知識社會的程度了呢？美國百多年來歷經了數個社會危機而改變了其權力文化，而台灣只有短短十數年民主改革的歷史，已能夠脫離數千年獨裁、專制文化的影響了嗎？事實上，現在的台灣，每一個政治、經濟或媒體的既得利益者，都要強迫他人接受他們的主張，正是反映了傳統權力觀牢不可破的現象。 

　這種情況下，要談什麼知識社會呢？所以現在台灣最需要的不只是經濟政策，還需要有重大的社會政策，來重新建構台灣的文化。 如此雙管齊下，才是知識社會的根本良方。

2001.0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