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改革,如教育及農漁會金融,雖有崇高完美的目標,卻遭遇很大的困難。這個亂象也給政客興風作浪的機會,例如在教育上有人主張要「恢復聯考」,或在金融改革上煽動農民上街,面對此亂象,政府應當如何應付?
答案是要重視改革工程。改革不是光有完美的目標就可完成,從改革的角度言,過度強調完美目標,是改革失敗的主因之一。教改和金融都是社會改革,而一個社會是由不同階級及不同產業所組成,並且是環環相扣,教育及金融更是其中最重要的環節之一。
因此,過度強調教育或金融本身的目標可能對其他環節產生衝擊。例如九年一貫的教程設計中,很多需要家長的參與。但每位家長的經濟條件、時間資源、知識程度等,又受到其所屬環境結構的影響,無法快速改變。老師的專長、習性、資源也無法很快調適。同樣的,農會體系長久以來是整個農村社會的命脈,改革的影響絕不僅止於金融。
在這種情況下,完美的目標和現實有不可彌補的鴻溝,老師和農民怎能不反彈?更重要的是任何改革,反彈本是正常現象,但反彈的內容和發展卻幾乎是無法預測。不過,在我們僵硬的體系之中,卻視反彈為不當、不理性的行為。當行政體系抱持這種態度,無異是在當事者(如老師、農民)的傷口上抹鹽,引起更大、更無法預期的反彈。
因為這種螺旋式的反彈,改革要成功就要回歸到改革工程上。在改革的研究上發現,一個成功的改革是「漸進式革命」。這過程有如孔恩(T. Kuhn)研究的科學革命史的發現:一個典範在行之有年之際,受到挑戰,並革命式的被新典範所取代。例如全錄(Xerox)在九○年代初期進行修護流程的改革,遭到修護技師的反彈。但全錄並未怪罪技師,反而是聘請人類學家歐爾(J. Orr)進行實務研究,進而發明了Eureka。之後一連串的創新,使得全錄的知識分享成為現代企業的典範。
從全錄的經驗中,我們可體會到「漸進式革命」的奧妙。由上而下的改革雖不會成功,但也不是毫無作用。它們造成短暫的混亂,使得新典範能通過第一線成員的互動而產生,而在新典範下,組織將有一穩定時期。當這樣的一個混亂──創新──穩定的三階段「漸進式革命」持續發生時,全錄就能夠累積其經驗。在台灣,兩年多前因民營化反彈而上街頭的中華電信,如今已健康的轉型,也是同樣的道理。
然而,我們又如何創造「漸進式革命」呢?答案是一個能「自我調適」的組織。事實上,在解決複雜的社會問題上,創造一個自我調適的組織遠比提出一個完美的目標及藍圖來得重要。例如,在二次大戰後的歐洲是一片廢墟,但每個國家又有其獨特政治、經濟、文化背景,在這種情況下如何重建歐洲經濟呢?答案是一個能創造、修改、推行、落實很多能因時制宜計畫的ECA(Economic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因參與歐洲重建而得到1978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塞蒙形容這個過程為「沒有最終目標的設計」。
對台灣的改革而言,建構自動調適的組織來進行「漸進式革命」的改革也非常重要。如同其他成功的經驗,改革要成功,不需要完美的目標及藍圖,而是要有如宗教般堅定無比的改革信念,要包容的去探索不同利益團體都能認同的價值觀,要慎重的、務實的提出計畫,並且更要將反彈視為當然之事及創新的契機。最後,這個組織更要隨時衡量其影響,並調整其腳步。這過程中,要兼顧「解構」與「建構」,即要鬆綁現行的僵硬體系並創造新的社會體系(如公民組織、老師專業社群等)來填補改革所產生的坑坑洞洞。如此,「漸進式革命」將能產生。
中國從商鞅變法以來殊少改革成功的例子,原因之一就是陷在「完美目標」及「衝突為邪惡」的迷思中。這種迷思使得中國醬缸文化愈改愈黑。台灣必定要揚棄這種迷思。今天民進黨成為執政黨不正是這種「漸進式革命」的結果嗎?如今執政,更當務實的擁抱「沒有完美目標」及「包容錯誤」的改革工程,台灣改革當能成功。(http://www.southnews.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