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小學生嬉戲互吐口水,竟遭導師罰含著口水在教室追逐一百圈。另外一個八歲小女孩跟三名同學到河邊玩耍,為了搶救同學,奮勇跳入溪中而不見蹤影,這三個小朋友卻因「害怕」而沒立即報案。
這二個事件告訴我們,很多台灣的學生仍活在恐懼中。長期殖民留給台灣最大的傷害之一,就是使很多台灣人相信,懲罰是矯正不當行為最有效的方式,而公共凌辱又是所有懲罰裡最高的手段。因此,即使在廿一世紀,公共凌辱其實隨時隨地在發生,一個學生從小到大,不知要經歷多少被公眾責罵、罰站、罰跪的羞辱。
弔詭的是,老師既是公共凌辱的執行者,也是受害者。例如某老師對校務提出建言,另一老師在校外研討會上分享其校內的教學經驗,卻雙雙被校長在教師會議中修理,而校長更試圖將校內偏差行為盡力掩蓋,因為這些資料若被有心的人士、民代知道,校長及老師就會被批判的體無完膚。
這種情況下的台灣學校,仍然像柯旗化老師筆下的「台灣監獄島」,上至校長下至學生,共同心態都是「沒有犯錯,卻要躲躲藏藏」。很多人都擔心被誤以為是罪惡亂源,就盡其所能的掩飾自己缺陷;而另一方面,很多人也都擔心,身旁有一個亂源,因此,自願扮演監控的角色,甚至有些人會以為自己是正義之神的化身,使得人人自危。在這種教育中成長的學子,怎會發展出具勇敢與愛心的健全人格?而現在社會又給學生一個「草莓族」的標籤,真是傷口上抹鹽!
所以,現在台灣有很多心靈被掏空的人,每次和他人接觸的時候,就產生比較的問題。他們一方面需要別人關懷的眼神,同時也想把自己搞得比別人強,形成一種自卑又自大的變態心理,想盡辦法支配他人。他們帶LV、Burberry,不是因為認同這些產品的設計,而是要遮掩自身的缺陷;他們喝洋酒、抽洋煙、滿口英文,也只是要膨脹自己。而現代資訊科技常被應用在作帳,造成帳料不一的情形,至於擁有SNG的媒體天天爆料,則是強化這個公共凌辱文化。
事實上,台灣教改雖引進很多西方的教育理念,但整個體系仍是延續著殖民教育而來,改革後教材愈多,標準愈高,老師的焦慮也跟著增加,公共凌辱的手段也就應用愈多。殖民者以正義之名,進行公眾酷刑,就是傅柯(M. Foucault)所謂的規訓與懲罰,基本上是為了馴服人民,使其成為不會反抗的順民及默默無聲的生產工具。但台灣要立足於廿一世紀的知識社會,所有管教(包括處罰)的目的,則是要發展學生的健全人格、獨立思考及創新能力,所以,將慈悲植入教育體系之中以去除台灣教育中的殖民餘毒,才是當前台灣教育改革的核心。
老子說「大白若辱」,意指最高尚,最純潔的,表面上卻可能是污垢、卑微的。老子又說「知不知,上;不知知,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對老子而言,所謂的「聖人」不是完美無缺,而是能坦然面對自己的缺陷,持續追求進步的人。這是何等浪漫的情操!期待台灣教育能秉持老祖宗寶貴的訓誨,實踐這種寬大慈悲的精神,那我們必能一點一滴的累積既有的成就,成為不折不扣的知識社會!
http://www.southnews.com.tw | 2006.05.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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