遙不可及的改革

　選舉又到了，「改革」、「和解」也再度成為熱門話題，反映了台灣人民渴望一個安和樂利社會的心，但多年來「只見花不見果」的經驗又讓人懷疑是否又是另一次的失望。的確，經歷了百年殖民的台灣已承受了似乎無止境的苦難，每個人都想盡快地拋脫悽慘的過去，以擁有快樂的未來。但實際是我們越是努力的揚棄悲情並浪漫的尋求和解、改革，政治卻越混亂，社會也越黑心，而這一條從悲情通往浪漫的路途則越是遙不可及。

　或許我們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把悲情及浪漫當成水火不容的死對頭，而不是一體的兩面。我們可從兩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作品來瞭解這個道理。

　一九九三年桂冠摩里森女士的小說「最藍的眼睛」，敘述著一個黑人小孩渴望擁有像白人一樣的藍眼，最後卻遭到父親強暴而精神失常。

　身為一個黑人女性，摩里森試圖表達的是，美國黑人最大的問題在於「內在殖民」，沒有勇氣面對真正「殘缺的自我」，而只是以不切實際的美麗世界麻醉自己，並複製殖民者的暴力。從這個角度而言，美國黑人要脫離殖民困境最大的敵人是自己。

　二○○三年桂冠柯慈的小說「屈辱」，敘述著一個教授，雖然不認同其所屬的大學體制，但又藉其身為教授的特權強暴女學生而遭放逐，之後在其女兒家逃避時卻目睹女兒被強暴，結果女兒決定原諒暴徒並撫養因此而受孕的小孩。

　相對於摩里森，身為一個南非白人的柯慈想呈現的是，在失去殖民特權之後的南非白人階級，懷著虛偽的優越感而過著醉生夢死的日子，直到經歷了忍無可忍的屈辱之後才體會了殖民暴力的本質。從這個角度而言，背負著殖民原罪的南非白人，要脫離困境最大的敵人也是自己，他們必須在自身悲情的遭遇中才能體會到卑微與寬恕是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共同的，也是唯一的出路。

　不管是摩里森或是柯慈，都強調殖民創傷的治療，只有透過自覺，我們才能透視自我的悲情，不再自憐自艾、孤芳自賞、固執狂妄，我們也才能以慈悲情懷來擁抱「殘缺的自我」──這是「改革」成功必備的基石，來寬恕「殘缺的敵人」──這就是「和解」不可或缺的元素。可惜的是，摩里森及柯慈所提倡的，也正是今天的台灣所欠缺的。

　看看羅文嘉、段宜康所發起的「新民進黨誕生運動」之後，結果「黨內很多大老對我有所埋怨」，羅、段也「受傷很重」。這樣的情節，和幻想著「最藍的眼睛」的黑人女兒，幾乎無異。再看看馬英九以「國民黨在抗戰期間就要求光復台灣」來連結台灣，則等於是改寫了柯慈的劇本：教授以「曾經救過你祖父」來連結被其強暴的女學生。其實，羅文嘉、段宜康、馬英九都展現了天真浪漫的情懷，要求自省，但卻都沒有實質的自覺，也就無能令人感動信服。

　解嚴以來，殖民創傷四字一直是個充滿衝突的話題。每次被提起，一邊的人憤怒的要求公道，另一邊的人則指責對方挑起族群仇恨，殖民創傷也就成為禁忌。如此，少數的政客總能從中得利，無法療傷的社會卻陷入無休止的紛亂，重演歷史的悲劇。但事實上百年殖民帶給台灣最大的傷害正是「自我殖民」──台灣人民無法自覺其已將歷代殖民者的壓迫、腐化、及扭曲，內化為生命的守則，並只是盲目的模仿先進的西方世界，追求最新的科技，妄想成為「世界一流」。

　但「自我殖民」意味著以前有多腐化，現在就有多腐化，以前有多暴力，現在就有多暴力。這些「最藍的眼睛」、治標不治本的「改革」，也自然無疾而終。所以，當政治舞臺上演員賣力的演出「和解」、「改革」的戲碼之時，殖民歷史的巨靈卻在一旁冷笑，管你是陳水扁或馬英九，只要你無法誠實面對「自我殖民」的創傷，你一定逃不過我的掌心。

　悲情及浪漫，不是水火不容的死對頭，而是藉著慈悲將其連為一體的兩面。畢竟，以慈悲情懷來擁抱並深根「殘缺的自我」，不是最浪漫的表現嗎？如果我們能體會這個道理，「和解」與「改革」就有了成功的可能，台灣也才能開始其脫離苦難殖民命運的旅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