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理性，無限進步

　一九七八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赫伯•塞蒙（Herbert Simon）最著名的主張是「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即人類的認知受到記憶能力的限制，在決策時追求的不是最佳，而是滿意（satisfice）。繼他之後，二○○二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進一步探索人類認知的限制，發現人的決策會受到代表性（Representative）、存有性（Availability）及基點性（Anchoring）的影響而偏離理想。二○○三年的諾貝爾經濟獎得主華倫•史密斯（Veron Smith）則是以實驗方法證明，即使個人的決策偏離理想，市場仍能達成均衡狀況。

　上述三位學者都是「有限理性」典範下的學者，這意味著他們都以一種悲觀的態度來看人類能力的限制，都認為人類是「不可靠」的。

　但這不意味著上述三位傑出學者都「不信任」人類。相反的，「有限理性」典範對於人類能力的悲觀看法使他們強調以典章制度來彌補人類能力的不足。也就是說，一套好的遊戲規則，加上一個能檢討改進的制度流程，必能為一個組織創造進步。

　因此，塞蒙在他的經典著作「人工科學」（《The Science of the Artificial》）提出了「沒有終極目標的設計」（Design Without Final Goals）的主張。這個主張包括：

　•追求「最終」目標，這樣一種想法，是違背人類能力的想法。因為人類預測或決定未來的能力是有限的。

　•一個矛盾但確實存在的現象是，目標的設定，乃在於此一設定目標運行之後，將會促使更多目標出現。

　•除非是短暫的未來，否則以預測來管理，不如以不斷的回饋控制來設計未來活動有效。

　•每一次的活動，將創造出新的局面，而新生的局面，又將刺激更多新的活動、設計產生。

　•盡我們所能去提供未來決策者各種解決問題的做法，並避免作出他們無力挽回的承諾。

　•留給下一代決策者更佳的知識體系及吸納經驗的能力。

　「有限理性」典範在經濟的實際應用極廣，其中最為人知的莫過於近年來企業經營必奉行的「全面品質管理」（Total Quality Management）制度，其核心即是創造持續性的進度（Continuous Improvement），而非一勞永逸的完美解答。換言之，在「有限理性」典範之中，人類的能力雖然有限，但透過良好制度的設計即可創造出「無限進步」的空間。

　「有限理性」和「無限進步」可以成為一體的兩面。而三位「有限理性」典範的學者都獲得了諾貝爾經濟獎，也顯示出西方對於該典範的重視及肯定。

　在其他領域，「有限理性」典範也逐漸受到重視。例如，著名的認知心理學家霍華德•嘉達納（Howard Gardner），他是多元智慧（Multiple Intelligences）的倡始者，在他一九九三年的著作「創造力心智」（Creating Minds）指出，即使是極度傑出的人物，不管是科學或藝術，在走出他們的領域之外，其實都非常的平凡。

　嘉達納主張，即使人類雖有多元智慧，卻無法在每一種智慧都追求完美，反而應該選擇適合自己特色的智慧去發展、求進步，成為該領域的專家。這也是另一種「有限理性」及「無限進步」的組合。

　所以，「有限理性」可以創造「無限進步」，而透過宏觀的典章制度設計，可以使得「不可靠」的個人，成為「可信任」的對象。台灣的民主化才短短十多年，它的典章制度還有很多坑坑洞洞，還充斥著專制、人治的色彩，需要我們來改善它。

　在這個過程，若每個人，從總統到院長到企業董事長到一般民眾，甚至到學者專家，都能認知到自己能力的限制，少一點傲慢及攻擊，多一點謙卑及包容，並將精力放在建構典章制度之上，則我們將有無限進步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