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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光國教授稱十年教改，就像當年在中國大陸搞出來的文化大革命，實在言重了。畢竟，台灣的教改沒有紅衛兵的暴動，也沒有文革時遊行示眾的鬥爭。黃教授也忽略了成功的改革，就如哈佛學者波特（Michael Porter）所宣揚的「創造性毀滅」，是一種革命。而若以孔恩（Tomas Kuhn）的論述為基礎，則教改本來就應該是文化革命。
孔恩最出名的著作是「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c Revolution）。在其中，孔恩以革命來形容科學典範的轉移。科學社群裡，當一個新典範出現時，整個社群會分裂、衝突，一部份人會堅持守舊典範，但新典範的支持者終將取代舊典範成為社群的主流。孔恩認為，這個汰舊換新的過程具有革命的特性，而非漸進的改變。
對台灣而言，十年教改正是反應這樣的一個革命過程，即傳統的教育典範與新興的教育典範水火不容，而整個社群正陷入激烈的對抗之中。黃光國教授認為這樣的過程不好，可是如同科學典範的革命，這個典範的衝突不但不是不好，反而是造成革命成功的必要條件。
根據孔恩的說法，沒有社群對典範認同的危機，將不會有成功的典範轉移，科學也因此不會進步。在西方，近百年發生過的好幾個文化革命如民權、女權、環保等，也都經歷類似現象。所以，站在歷史的宏觀上，台灣現在所出現的教改爭議，是正常的、是民主社會下必然的結果。
但這並不意味教改的文化革命，必定會成功。學術領域在陷入危機時，學術雜誌必須依循理性的溝通及科學的證據來作為解決之道。而社會因民權、女權、環保問題而產生激烈衝突時，大眾媒體則必須承擔這個溝通與論述的功能。可惜台灣的媒體這方面的效能不彰，以至於整個對抗變成了你死我活、相互毀滅的遊戲。例如黃教授指責李登輝前總統及李遠哲院長為教改亂象的罪魁禍首，但這種論述實無科學證據基礎。
十多年來，影響台灣最重要的因素莫過於全球化及科技化，教改亦不例外，如很多留學歸國的教授帶回了新的教育理念，到國外旅遊、出差回來的父母則希望他們的孩子有較快樂的成長環境，而快速的科技發展也使得整個社會需要提升其創造力，而非只是讀死書的學生。這些影響教改的主要力量，絕非是前總統及李院長所能操控。兩李若有錯誤，應是他們低估了整個教改的複雜度。但如同其他西方的文化革命，危機是成功的必經途徑。
成功的文化革命，不能靠萬能的先知。畢竟，現在已是民主而非獨裁社會，不能再以槍桿子強迫人民改變，必須以文明和平手段來進行文化革命，而大眾媒體就是透過公共論述來扮演這個和平革命的推手。
和平的文化革命尚有另一特色：藝術界的參與。當社會因文化典範衝突而發生危機時，文學、音樂、電影等藝術家會以創作來表達他們對新舊典範的支持或批判。以美國為例，70年代的「都是一家人」（All in the Family）對族群衝突，80年代的「外科醫生」（MASH）對反戰衝突，及90年代的「歡樂單身派對」（Seinfield）對現代吐會虛偽風氣，都有很深刻的影響。文化受很多社會共有的習性所制約，透過藝術，大眾可以瞭解這些制約的荒謬，並在感情上產生對新典範的認同。當社會的多數人心甘情願地實踐新的理念，文化的典範移轉（即和平的文化革命）就能夠成功。
1997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普里高金（IIga Prigogine）發現，一個自組織（self-organized）系統必須經過渾沌、失序的狀態才會重生。這個發現和孔恩的發現有異曲同工之妙。亂，其實是系統再生或是文化革命成功的必經路程。
事實上，除教改外，十年來的台灣還面對了其他文化革命。例如，性革命是其一，近年來台灣受西方影響甚鉅，性行為已大為開放，可是這個改變並未產生文化典範危機，結果台灣傳統男尊女卑及將女性視為性工具的文化並未大幅改變，性革命也不能算成功。智產權則是其二，台灣缺乏智慧財產私有的觀念，近年來政府雖花了大筆經費推廣智產權，但沒有經過對抗，盜版情形仍未稍有改善，智產權的革命也就不存在。
而另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台灣的經濟改革。早在蔣經國時代，「十大建設」或「十二大建設」等都因當時的獨裁專政而未經歷過社會危機，結果台灣的經濟似乎是起飛了，但體質（如特權文化及專制的官僚體系等）卻未改變，也就經不起90年代知識經濟的挑戰。然而，現在竟有人在懷念當年蔣經國的獨裁為德政，實在令人啼笑皆非。
這些經驗告訴我們，改革的過程裡充斥著一連串混亂，有理性的推理，也有感性的衝突。但唯有如此，新理念才能紮實的生根、茁壯，改革也才能成功。
所以，台灣的教改，或是其他改革，要視抗爭動亂為成功的必經之道，要培養化危機為轉機的能力。根據1978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賽蒙（Herbert Simon），這個化危機為轉機的能力核心涵蓋著指標與組織。賽蒙指出，一個龐大社會的問題，必須分成不同的層次，每個層次又必須定義出最關鍵的指標。每個指標背後則有其理論基礎及具體衡量方法。（以教育為例，聯考成績是台灣的共同指標，但根據賽蒙的理論，在個人層次，如學生、老師、家長等，及在社會層次，如家庭、學校、行政機關等，皆必須有其個別的成就指標。）然後必須建立組織，而該組織的主要功能在於建立每個指標的評鑑─回饋─改進系統及進行資源分配及分工協調的事宜以期指標能夠實現。
更重要的是，賽蒙主張「有限理性」的改進。即目標的設立，不是比理念多麼偉大，而是要比較何種措施可造成「可實現的進步」。這樣子才會產生「小而美的創造性毀滅」，而這種持續的小而美的文化革命不但不是壞事，反而是一個文化不斷自我提昇的基礎。台灣若能建立這種文化革命的機制，必能脫離二千年來未有成功改革的中國醫缸文化的陰影，並創造出屬於台灣的偉大文化。
台灣要改革成功，我們必須有夢想，但措施不能夢幻。我們必須有組織，不能個人英雄主義。我們必須講究實據，以科學方法進行系統式的評量、回饋及改進。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誠實面對創造性毀滅的痛苦，舊指標與新指標的信徒，將有不可避免、水火不容般的衝突。不管是賽蒙或是孔恩，都看到人類理性的限制。改革過程必須投入很多的努力，也會遭遇很多的挫折，但是挫折既是危機，也是創造性毀滅的契機。台灣若能在改革工程上落實這些精神，則必能產生「持續性改進」（continuous improvement）的現象。而一個能持續改進的社會，即使處於大變動的廿一世紀，又何懼之有？(http://www.southnew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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