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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經濟高速崛起，GDP超越德國和日本，追向美國，其專制政治國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成功發展，有人認為是一個不同於英、美、法、德、日等自由民主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另立典範。

　此說最近甚為流行，引發討論。其同時引出的市場自由經濟發展導致公民社會、自由民主政治發展的和平演變論，水漲船高，也再被提起，引起爭議。

　其實，這個發展議題，多年來很多發展學學者、包括我，都曾深切關心、深入研究、發表論述過，早已不是新鮮課題。

　我們大致同意，所謂「中國模式」或「北京模式」，不過是李光耀的「亞洲價值」發展論的延續、甚至是複製，沒什麼新意可言。亞洲小龍、尤其是台灣和南韓的專制國度，先自由經濟、後民主政治的發展經驗，被認為是此「價值」的實踐驗證。

　問題是：這個「亞洲價值」的實踐驗證還沒完成，不只還是進行式，而且面臨驗證失敗。新加坡經濟發展名列世界前茅數十年，但政治自由民主化還長期停留在「半自由」（自由之家的評定）、半專制的非民主狀態。泰國、馬來西亞等國也情況相同，民主化進進退退，遲疑不前。

　● 經濟越發達政治越專制

　中國情況更是嚴重，經濟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不僅似乎不相關，還似乎背道而馳，經濟越發達、政治越專制，是今日中國的政經現實寫照。

　當然，也有不少人，如諾貝爾經濟學得主沈恩（Amartya Sen）和克魯曼（Paul Krugman）及章家敦（Gordon Chang）、白樂祺（Nat Bellocchi）等專家學者，認為中國經濟起飛充滿泡沫，問題重重，隨時可能氣爆、崩潰。

　我認為中國經濟崛起，與二次大戰前崛起的納粹德國和極端民族主義的日本本質相同，都是專制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經驗。因其專制權力必然腐敗，不僅很難（我認為不可能）維持永續發展，還很可能、甚至必然導致霸權主義、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的滅亡之路。

　我的帝國滅亡論，是否會在共產中國驗證，有待歷史辯證發展，在此暫不多作論述。我目前關心的是「中國模式」的下半部，也即市場經濟發展導致政治民主發展的和平演變願景的理論真假虛實。

　這個論述的主軸就是1980年代（中國之春）改革派，如嚴家其、蘇紹志、蘇曉康，甚至是天安門民運學生，主張、推動的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下的和平演變、黨內民主、民主改革，也即把共產黨內部先民主化，從下往上、村鄉縣市省、最後到北京中央，黨代表、黨委書記經過民主程序、也即黨員公開、公平、競爭選舉產生。

　共產黨黨內民主化同時或之後再從下往上、村鄉縣市省、最後到北京中央政府的民主化，也即經過公開、公平、競爭選舉程序選出各級政府領導人。

　● 根本是「矛盾的修辭」

　與西方英美諸國行之多年成功的民主政治根本不同的是，它繼續維持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國家憲政體系。

　這個「一黨民主」（one-party democracy）模式，根本違背權力分立制衡、兩黨或多黨輪替執政的基本民主原理原則，實在不值得辯論、反駁，它是民主「迷失」（myth）。

　但是，因為有人──不僅是中國人，還有西方自由民主人士──對此論有所重視，甚至期待，我們不能輕視，必須嚴肅正視、駁斥。

　還有台灣的民選總統馬英九，被其大中華民族主義、大一統意識型態迷惑，一上台後就大肆向中國傾斜，稱讚一黨專制的共產政權有在改變、改善人權，我們更不能掉以輕心，讓台灣人民掉入中國正在和平演變、走上自由民主化的康莊大道的迷障、糊里糊塗被專制中國統一了都還不知道。

　《紐約時報》名專欄作家科恩（Roger Cohen）最近訪問中國，寫了一系列文章，其中一篇就叫「Single-Party Democracy」（January 22, 2010）。他同意「一黨民主」是「矛盾的修辭」（oxymoron），從沒存在過。但是，他說在共產黨一黨專制創造經濟高度成長的今日中國，面對問題重重的13億中國人民，要維持社會和諧、經濟繼續高速發展，「一黨民主」可能是中國現代化的唯一選擇。他說「一黨民主」可能是21世紀人類最重要的政治意念（the most important political idea of the 21st century）。

　這句話，如果是馬英九講的，算是放屁，聽都不要聽。但是，《紐約時報》的科恩說的，我們不能不認真聽之，更應嚴厲反駁。

　我同意科恩的「一黨民主」是矛盾的怪物，以前沒有存在過。我更認為以後也不可能存在。

　● 30年民主化一事無成

　中國鄧小平「改革開放」30年來，經濟也許大有成就，但政治改革開放一事無成。中國共產黨30年來反自由、反民主、反人權的倒行逆施，從魏京生、方勵之、天安門、西藏、新疆、法輪功，到最近的Google被駭事件、劉曉波的11年黑牢（被國際筆會提名2010諾貝爾和平獎）、高智晟的「失蹤」（New York Times, February 3, 2010）、香港的禁演「神韻」及立法局議員的辭職抗議民主倒退，真是惡名昭彰，罄竹難書。

　紐約「自由之家」的2010人權報告剛出爐，30年來中國從窮國變富國，中國人民的政治權利（political rights）卻一直沒有進步，排名最後，與北韓、緬甸、寮國、查德、蘇丹等國為伍。其公民自由（civil liberties），也排名最後10名，與津巴布維、古巴、伊朗等國並列。

　「國際記者聯盟」（IFJ）1月31日發表報告，批評中國去年箝制媒體，有增無減，包括新聞審查、以暴力和任意拘捕威脅記者等，中國對網路多所顧忌，加強控制新聞和社交網站內容。

　日前在評論「中國模式」時，天安門民運學生領袖王丹說，這種模式就是為了經濟可以不惜一切代價，如貧富差距、環境污染，甚至像89年用軍隊殺害人民。但台灣在政治經濟上早已登上文明的台階，如為兩岸經貿拉近，接受中國這種邪惡的發展觀，那不啻是一種沉淪。

　我1980年代在中國講學，收了一位北京人民大學的博士學生何包鋼。他1988年來昆斯蘭大學研究政治文化和政治發展，1989天安門事件後轉去澳洲國立大學進修。拿到博士學位後在大學執教，著作等身，成就驚人，成為名聞國際的中國問題研究專家。倫敦大學曾考慮聘請他任教並主編權威的「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

　這些年來，他拿到龐大的澳洲國家研究金，研究中國村鄉民主政治發展。他非常欣賞台灣成功的民主化，但認為西方民主目前難在中國推行，必需先實現「一黨民主」。開始時，他滿懷樂觀期待。

　他每年都勤跑中國作鄉村調查，但幾年下來，他越跑越洩氣、越失望。他告訴我，中國的村鄉民主政治發展，不僅沒有進步，還嚴重倒退。它的結論是這種由下而上的「一黨民主」發展模式，在中國共產黨統治的中國窒礙難行。

　「亞洲價值」在新加坡是「迷失」，「中國模式」在中國也是「迷失」，只有大傻瓜或別有用心的陰謀家，如馬英九之輩，才會因無知或居心叵測而相信可行、可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