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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12月，王丹於靜宜大學演講遭中國學生嗆聲，鬧得沸沸揚揚，有人質疑中國留學生究竟是不是職業「紅衛兵」，是不是來台學生皆為領錢的「職業學生」。

　不久前，有留學南韓台灣女學生，因在釜山韓語演講比賽會場亮出國旗，險被在場中國學生圍毆，並一路追到地鐵站，要好好修理她。

　如是報導，近年來在世界各地俯拾即是，已不再是新聞。它們暴露出中國人的非文明社會本質。中國人長期生活在專制政治、狂熱民族主義下，其紅衛兵心態、作為，有如希特勒的黃杉軍，非常普遍，到處可以看到。

　多年前，中國駐雪梨總領事館負責政治事物的一等秘書陳用林，尋求政治庇護後透露，中國約有2千職業學生在澳洲作情報工作。後來澳洲國安人員也親自向我證實該項情事。

　1960年代我在美國留學，專制統治台灣的國民黨政府派了一大堆職業學生去美國，打台灣學生的小報告，大家都知道。美國國會都辦了聽證會證實該事實。

　今日台灣總統馬英九就是當年打小報告的學生。我就是怕已被打小報告而不敢回台灣，而決定來澳洲教書。我的四弟雖有德州的博士學位，也有優秀教學經歷，並獲母校中興大學邀請，也因為我的關係，及被打小報告而無法回台灣執教。

　我在澳洲教了近40年書，1989天安門事件後，中國留澳學生大增，專制中國派來澳洲的職業學生更是成為另類「黃禍」（yellow peril）──澳洲國安會官員用的名詞。

　我在昆斯蘭大學教政治學，系（現改為院）裡中國學生不多。這些年來，除了兩位我早期收的博士生，拿了學位後都留下來，不回中國外，其他有一位不是我的博士生與我有一段有趣故事。

　他來自北京名校，成績優良，考托福得滿分，拿了我校獎學金，就讀於我院，由當時的院長指導。三年就拿博士，論文並獲得英國出版社出版，可謂傑出。

　我雖知道他在本院就讀，但從沒和他交往、相談。他拿到博士後，被院方留下來當後博士，並申請澳洲永久居留獲准。

　之後，有一天，他突然要求和我見面。我們一談，他才坦然告訴我，這些年來，他不敢接觸我，因為他離開北京前，中國教育部叫他去訓話，警告他，「你要去澳洲昆斯蘭大學政治學系留學，那裡有一個邱教授，是台獨份子，你千萬不可以和他接觸。」他說，「這些年來拜讀很多你的文章，了解你對自由民主的執著，見解精闢，非常敬佩。如今已拿到居留權，准留在澳洲，才敢和你見面。」

　那已是4、5年前的事了。他如今在我院繼續當研究員，發表了3本大作，建立了一定學術地位。

　去年年中，我的辦公室來了一位來自南京大學的訪問教授，是該校共黨領導幹部。他是中國的土博士，作學問很認真，為人也滿誠懇、親切。

　很明顯，中國教育部沒有把我的台獨背景告訴他（大概因為對他的忠誠度有信心吧），很願意接近我。我當然更盡量幫忙他，介紹我的學生、同事給他，幫助他上英文課、旁聽與他有關的研究課程，並請他吃校園附近較好的中國餐廳。他很感謝，送我南京茗茶。

　他去年12月底回國，11月初一天傍晚，我忽然接到他氣急敗壞的電話，「邱老師，我怎麼辦？我走路回家，在公園旁撿到一個女用皮包，一看有錢、有信用卡，我不敢去公安（警察局），要怎麼辦？」

　我說，「你不敢拿，就放回去，讓下一個撿到的人處理好了。」他遲疑了一下，接受我的建議。但約15分鐘後，我又接到他電話，滿口恐慌地說，「邱老師，我很害怕，因為皮包上有我的手紋，公安如發現，會不會追到我說我偷錢（如果錢被別人拿走）。」 

　我實在哭笑不得，趕快安慰他，「這是澳洲，沒有公安，也沒有你的手紋，你怕什麼？」。他還是很怕，問我能否和他再走一趟現場。

　我正要吃晚飯，看他那副焦急德性，也只好放下飯碗，趕去公園。他比我遲幾分鐘到，帶我到現場，一看，錢包還在，錢也還在。

　我不禁大笑，說，「不要怕，我來處理。」當晚，我根據錢包裡的駕照找到主人，並打電話叫她第二天到我院辦公室取包。事後，她還邀我喝咖啡。

　對生活在自由澳洲的我，這是茶壺裡的風暴，對這位生長在專制中國、南京來的大學教授、中共黨委書記，那卻是可身敗名裂的恐怖大事。

　為什麼？理由很簡單。就像那位博士生、那些職業學生一樣，他們都是生長在共產黨一黨專制、嚴密控制、白色恐怖下的人。要出國、當官、當教授、高昇、當中國的領導階層，他們都要誠惶誠恐聽話、要「紅」、思想純正、唯黨命是從、聽黨令行事。

　當職業學生，打小報告；當「愛黨愛國」的「紅衛兵」，打擊「敵人」；王丹、魏京生、達賴、台獨、藏獨、疆獨、舉「中華民國」（台灣）國旗的學生，當然義不容辭，勇往前進。

　在民主國家、澳洲、日本、美國、加那大、歐盟諸國，都有一群這樣的中國職業學生。在中共政權、從老毛到老胡（錦濤）都是千秋大業、非大一統不可的台灣，中國學生絕對更多是搞統戰，甚至是第五縱隊、搞情報、破壞的職業學生。大概只有笨蛋、混蛋、如連戰、宋楚瑜、吳伯雄、馬英九、「聯合報」、「中國時報」等，才會心盲、目盲到看不到、看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