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1991年發表大作「第三波民主化」（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轟動士林。他認為，20世紀末期世界各地的民主化突飛猛進，確實願景可觀、可望。

　他在1996年再出經典之作「文明衝突」（Clash of Civilizations），一樣引起學界騷動、注目與爭議。他認為，世界七、八大文明體系有根本文化差別、矛盾和衝突，可能在前蘇聯崩潰後的後冷戰（post-Cold War）新世界秩序裡爆發嚴重衝突、甚至大戰。尤其在伊斯蘭與西方基督教文明之間，衝突有如山雨欲來風滿樓，一觸即發。他的未來文明衝突可能劇情（scenario）之一，是伊斯蘭和東方儒教文明聯盟與西方基督教文明決戰一場。

　當年，我對第三波民主化的論述非常認同，認為是不可抗拒的歷史時代發展趨勢。對文明衝突論則有一定保留，認為那是過去宗教、種族爭鬥、戰爭的餘跡，在當代快速推進的全球化新形勢裡應漸成歷史陳跡，不是人類未來國際政治發展必然。10多年來世局滄桑多變，第三波民主化在21世紀初開始面臨發展瓶頸，尤其在亞洲，不僅沒有長足進步，還有倒退之勢。文明衝突反而明顯浮現、上升，令人不能不正視、憂慮。

　紐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2007世界自由報告，指出亞洲民主化倒退，泰國發生軍事政變，民主憲政被破壞。馬來西亞的巴達維（Badawi）政府強調伊斯蘭（Islam Hadari）治國，壓抑公民社會的發展，對言論自由和宗教都有壓制。印尼也有回教基本教義派崛起之勢。菲律賓軍事政變謠言滿天飛，總統阿洛育宣布緊急狀態（state of emergency），並對反政府的媒體、示威群眾、政黨人士施加壓力。

　搖搖擺擺民主上路的東帝汶去年也發生動亂，民主前途堪憂。斯里蘭卡內戰不休，死傷慘重。孟加拉政治暴亂連連，政局動蕩不定。巴基斯坦的軍政府在穆沙拉夫的長期強權統治下，迫害反對人士一點也不手軟。

　在亞洲、甚至世界急速強國崛起的中國，經濟與軍事力量大增，發射反衛星彈道導彈，挑戰超強美國，並大肆宣揚、推動儒教文明及其「和諧社會」意念，但對法輪功、民主與文化人士（還在學秦始皇禁書）、言論與宗教自由的壓制迫害，有增無減。中國的民主化願景越看越看不到，並沒有如一些、尤其是親中統派人士和學者的樂觀「和平演變」民主化的看法與期待。

　統派人士和學者的樂觀看法與期待根據經濟決定論的發展論述，認為國家、既使專制國家如中國，可以先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產生越來越多的中產階級和知識份子，到了經濟開發後，社會會和平演變，變得更多元、更容忍，越來越多的中產階級、知識份子自然會要求政治參與，分享政權，公民社會與政治民主化也就自然成為民心所在、民意所趨，而水到渠成、逐步產生。

　此亞洲發展模式在1980-90年代曾風靡一時；但近年來實踐證明世局發展並非如是經濟決定論。西方學者有人以日本、台灣和南韓的發展經驗為例，認為此模式有其道理。我則一向對此理論有所保留，認為日本之民主化是戰敗後美國強迫出來的，台灣和南韓經過長期外來政權的殖民地統治，其發展初看雖符合此模式，但細看，它們的民主化其實和經濟發展同步進行，並不完全先經濟後政治，前者導致後者。

　美國政治學者最近一系列研究發現，一是經濟高速發展不一定導致政治民主化。二是專制國家如維持高速經濟發展，反而擁有更多資源鞏固其專制政權，壓制反對勢力，讓多元、多黨民主政治無法出現。亞洲的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都是經濟發展但民主化難產，中國這幾年的政經分離快速發展，也是經濟發展但民主化毫無進展，都符合、見證此研究發現。

　經濟決定論的亞洲模式有其爭議之處，杭廷頓的文化決定論、文明衝突論最近則越來越受重視。環看中東、中亞和遠東這幾年的政局紛爭和戰事連連，文化決定民主化的可能性，文明衝突的不可避免性，令人實在無法忽視，必須嚴肅思考、面對。

　日前，在澳洲電視看到一則深入討論伊斯蘭文明與西方民主不能相容的訪問，被訪問者是索馬利移民、前荷蘭國會議員阿里（Ayaan Hirsi Ali）女士。阿里是回教徒，不僅是亮麗的政治明星，還是著作等身、敢說敢做的人權鬥士。她認為，伊斯蘭文明有些地方當然與西方民主可以相容相處。她說身為穆斯林，她從小就被教育要慷慨對人，要對老人、窮人、弱者有同情心，但是，她說伊斯蘭的基本教義與西方民主政治無法並容。

　她說，伊斯蘭政教不分離（以教領政），不像西方社會宗教相當世俗化，政教分離。還有，回教社會男女不平等，女人被歧視（壓迫），個人生命沒有價值（沒有個人主義），不像西方國家個人的生命和自由至上，有其獨特存在價值。在伊斯蘭的教義裡，生命、自由和追求快樂（life, liberty and pursuit of happiness），不是今生事，是死後上了天堂才能得到的東西。俗世的生命只是過客，必須遵守穆斯林的清規玉律，不能聽從世俗人治、人制的法律。

　目前世上，28個穆斯林為多數的國家中，只有二個是民主國度，在在實踐驗證了阿里伊斯蘭與民主政治不相容納的說法。

　再回來看儒教文明為主的東方國家，目前也只有三個民主國家（日本、南韓和台灣，日本人不認為自己是儒教社會），都在過去100年中深受西方文明衝擊，南韓和台灣更經過長期外來政權殖民統治，其儒教文化早已被稀釋弱化。

　中國則是有2000年儒教文明根深蒂固洗禮、洗腦的東方專制社會。其政教不分、以教（儒教在中國是國教）領政，否認、壓抑個人生命、自由、追求快樂的人權觀念，與伊斯蘭文明遙相呼應，有甚多相似之處。1840鴉片戰爭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西化的淺薄虛弱、1919五四運動民主化的曇花一現、1949老毛的共產革命的全面失敗，與中國2000年的儒教文明的根深蒂固、牢不可破，有綿密的因果關係。

　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棄置共產主義，回歸儒家思想，復辟東方專制政治，遠離、抗拒西方文明、自由民主現代化的「歷史終結」時代潮流，是有其2000年的深厚文明基礎。

　美國費盡心力要把伊斯蘭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政權改變為民主國家，一敗塗地，被認為一廂情願。西方與台灣的親中統派學者和政客、中國民運人士，認為中國高速經濟發展會導致和平演變政治民主化，一樣一廂情願。

　他們還相信，專制中國可以和民主美國、西方社會和平相處、和諧共存，不會有文明衝突、爆發戰爭，也一樣一廂情願，不切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的實際。

　杭廷頓的「第三波民主化」面臨發展瓶頸，世界193個國家都會「歷史終結」地民主化的願景，越看越看不到、越不樂觀。他的「文明衝突」論卻有不幸成真的歷史跡象，令人憂慮人類命運多舛、前途多難，深感人類可能自我殘殺、毀滅的無奈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