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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一個有嚴重偏見的人，就像試圖打開一個樓梯間的儲藏室，裡面塞滿了疊到天花板的垃圾，不但無法再裝進任何東西，垃圾還不斷地掉出來，連門都關不回去。
很少有人會很誠實地承認自己有特定的偏見。如果遇到這種誠實的人，我們通常不把他們當作正常人看待，不是叫他白目的柯文哲，就是污衊他跟川普一樣是個狂人。
柯市長「誠實」地說台灣每年「進口」很多外籍新娘，被逼得必須公開道歉。所以，市長大人會比較「政治正確」些，如果他說：「引進」外籍新娘？還是最好說「迎娶」？如果川普斯文地說：「那些欠缺正式旅遊文件，從美利堅南境進入這個大熔爐的移民，因為起初文化適應上的困難，難免會觸犯比較重大的刑事法條」，你會比較喜歡他嗎？你對他還會有偏見嗎？
最近海內外講漢語的人都一直引用家叔江百顯先生的名言：「這是場偽君子與真小人之爭，而憨直的美國人最終寧願選擇真小人，也不願被偽君子蒙蔽」。果真如此，那些癱瘓南加州101公路的人，到底是哪裡不舒服？
如果他們的抗爭的理由是選舉程序的不公（比如加州出現的死人投票事件，或者洛杉磯海港市San Pedro 有獨居老人收到八十多張通訊投票單的奇蹟），我們願意加入抗爭行列，至少也給予他們精神上的支持；如果他們只是不爽自己心怡的候選人沒選上，那麼，整個民主制度不就該被推翻了，甚至全世界的司法制度都應該被廢止，因為選舉、審判和賭博都一個樣，有贏家，也就有輸家。這些抗爭者的偏見，讓他們變得好卑陋！恐怕他們終其一生都會在尋找一種永遠只有自己勝利的遊戲。
每一個人都有屬於他自己的偏見。這些偏見通常隱於潛意識之下，在受到特定的刺激時，會不時地滲透出來，污染了我們的思惟和意念，並且模糊了我們的焦點。
偏見可能來自嚴厲父親的無理教誨，也可能來自嘮叨煩人的母親的不斷囑咐，也可能來自幼時的驚嚇或不當的體罰，更可能來自獨裁者包裹著愛國情操的法西斯式民族仇恨的洗腦。
偏見就如同一些恐懼症，我們明明知道它存在的不當性，卻無法去除或自拔。如果我們有自知之明，了解自己的偏見，就可以時時提醒自己不要被自己的偏見左右，並想辦法把損傷減少到最低的程度。
但是，偏見就像我們在出生的過程所留下來的疤痕（又稱「肚臍」），它永遠在那裡，不管你多具說服力，都無法用你的能言善道抹滅、磨平你或別人的肚臍，不是嗎？
因為偏見是如此地倔拗，任何用說理、辯論來克服偏見的企圖，終將徒勞無功。所以，在美國的司法程序裡，在選陪審團的時候，訴訟兩造雙方都有所謂的Preemptory Challenge （優先挑戰權），可以不具理由地將「可能」對自己有偏見的陪審員剃除。
不具理由地剃除有偏見可能的陪審員有次數的限制，刑案和民事案件不同（刑案通常較多）。 在耗盡了Preemptory Challenges 之後，兩造雙方還可以無限次地檢具理由移除確實具有偏見的陪審員。
另外，當事人在得知承審法官身分的同時或其後特定期限內，也可以對承審法官進行Preemptory Challenge，這種自動要求法官迴避的權利，可以不具確切理由，只需主張法官有偏頗之虞即可，但是，每一個案子只能行使一次。
至於檢具確切理由要求有偏見的法官迴避則無次數限制，只是是否有應迴避的偏見之虞，認定上就十分嚴格。況且，沒有一個法官會自己裁定自己有偏頗之虞！
個人的偏見和意識型態的偏頗，存在於法官、也存在於個別陪審員，從上述的Preemptory Challenge 同時適用於法官和陪審團可見一斑。司法得不到老百姓的信任，是因為大家對「司」法的人是否具有特定的偏見，有嚴重的疑慮。
在任何正常的社會，利用Preemptory Challenge 預先剃除有偏見可能的法官或陪審員，是一種方式，但是，還不能完全地確保職司審判的人（不管是法官或陪審團）是否絕對的公允。在不正常的國家或社會裡，國家認同和意識型態的歧異宛如天壤之別，人們對法官的偏見是否影響審判的品質已經有如此嚴重的疑慮，誰人可以確保從意識型態分歧、壁壘分明的人群中得以選出絕對公允不見偏見的陪審團？
陪審團的工作是吃力不討好的，受審的人在眾目睽睽之下遭受指指點點，將命運交託在陌生人手上，固然難受；但將別人的生命或財產扛在肩上，擺在心坎，還必須笨拙地充當上帝，對受審者做出最後的評斷與宰制，更是難受的心理煎熬。
此外，勞工階級或者為蠅頭小利奔波賣命的販夫走卒，誰願意犧牲自己謀生求活的機會，蹲坐法院數日，為人做嫁衣裳？所以，最終願意而且可能在法庭應召陪審工作的人，恐怕都是退休的週休七日、周遊列國的18％受俸者，或者是既留職又留薪的在職公務人員。他們的意識型態難道不會比職業的推事或檢察官更令人詬病、擔憂？
筆者一向堅持台灣的司法改革必須從法學教育裡的人格培養，以及法哲學思想的灌輸上著手，因為司法體系的運作靠的是「奉」公「守」法的司法人員。好比良好的交通秩序，除了減少路上容易拋錨的車輛之外，主要依賴能夠恪遵規矩的優良駕駛；合乎公義的司法運作，宛如順暢的交通，靠的是能夠好好「駕駛」司法工具的司法從事人員。
台灣的司法改革過程中，多數人把重點錯置了，不知道要栽培良好的駕駛司法工具的司法人員，卻退而求其次地一直在追求一輛能夠跑得比較順暢的好車（「好」制度）。
陪審團制度需要人民對自由、平等、公平、正義等概念的認知提升到一定的程度，更需要從事審訊工作的司法人員以及執業律師受過充分的訓練，知道如何有效篩選陪審員，能夠在選任陪審團的過程中知道如何剃除有偏見可能的陪審員，甚或防止對手故意將有偏見可能的陪審員留置其中，藉以謀取不當的審判利益。
貿然引進英美的陪審團制度，卻沒有適當的配套措施，技術「三寶」的駕駛，開著一輛馬力超大的跑車，不就是危險的代號？
對於選舉結果的不滿和對於司法審判的不信任，都是基於對別人可能的偏見的疑慮。不管企圖征服偏見的人如何地辯才無礙，偏見是無法跨越的鴻溝。所以，我們面對別人的偏見時才會顯得如此的無奈。
但是，即便如此，我們還是得竭盡所能地辯論，因為至少我們可以讓對方知道他的偏見是確實存在的，或者也可以因此讓旁觀的第三者明瞭偏見的可怕，進而與我們產生共鳴，匯聚力量。
雖然我們無法在偏見存在的時候贏得辯論勝利，但是，我們可能因此變得更堅強，更不受他人或自己的偏見左右。我們常常誤解了勝利的真諦。很多人以訛傳訛地說：「死的時候擁有最多【玩具】的人是最終的【贏家】」，但我要問：「贏家？ 贏了啥？你既然都死了！」
我們面對傲慢與偏見的人，我們是否贏得了辯論的勝利，完全取決於我們對贏的定義。如果定義權在我們的手中，我們就永遠處於不敗之地，不是嗎？有的時候能夠全身而退，保留延續生命的權利，就是勝利。存在主義大師維克多法蘭克Viktor Frankl說：「不要問生命有什麼意義，因為有一天生命會問你：【請問你對生命有什麼意義？】」。
●戒嚴下的民眾日報內幕（專訪全紀錄）
http://www.southnews.com.tw/web-tv/00/0037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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