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的轉型正義著重於對加害者的刑事訴追，以及給予被害人適當的撫恤，講究司法程序的毋枉勿縱與新的法律制度的建立。現代的轉型正義則將傳統功能適度地擴充，除觸及真相的發現與恢復被害人的尊嚴之外，也注重被害人保留個別記憶的權利。維繫和平，促進對人權與民主的尊重，甚至族群大和解都屬現代轉型正義的範疇。

　掌控現在的人，擁有詮釋歷史的權利。因此，新政權對下一代，從稚齡幼童到青年學子，有「灌輸」歷史真相的迫切需求。舊政權的歷史教育所造成的扭曲和誤導，新政權更有不可懈怠的更正義務。從此立場而言，基礎的歷史教育在轉型正義的落實上，尤其是對上述轉型正義功能的實踐，扮演著無以倫比的重要角色。

　雖然「清算」二字和支那文化大革命慘絕人寰的「鬥爭」如影隨形，難以分割，並且令人聞之色變。實際上，轉型正義中對過往的是非功過所做的全盤清算，有點類似會計上的稽查對帳，只是一種清點的程序，不必要是刀刀見骨的互相殘殺。

　轉型正義裏的清算，其實指的是由官方公開地承認過去的錯誤所造成的傷害、官方的正式道歉、鼓勵發掘真現與對真相所做的翔實述說、提供被害者發抒的平台、對被害人的撫恤和賠償、合乎公義的司法審判，甚至紀念館、紀念碑樓的豎立、國訂假日的頒布等等。

　轉型正義的歷史清算，指的是透過新掌有的歷史詮釋權，對被害族群的集體受難記憶做重新的評估，並賦予適當的正面甚或負面的評價。對中小學生進行基礎歷史教育的成果，往往可以存續久遠，遍及非始料所及的層面。

　試問現年四、五十歲，曾經受中國國民黨歷史教育毒害的人，看到日本人時是否聯想到蘆溝橋事變和南京屠殺？想到中國共產黨時，是否延安土穴仿佛呈現眼前？當然，蔣介石最痛恨的杜魯門總統和馬歇爾將軍也是我們共同厭惡的阿督仔。從這個角度看來，基礎歷史教育的改革確實是新政權最迫不及待的課業。

　當然，新政權底下的歷史學家也必須本著知識份子的良知，不但能夠對舊政權的歷史詮釋甚或歪曲提出褒貶，並且還要能夠包容異己，允許多元意見的兼容並畜。轉型正義底下的歷史學家，如果能夠刻意地追求如此崇高的目的，則藉由對歷史詮釋的開放，至少歷史教育不必拘泥於虛擬的和諧，而可以讓截然不同的意見，同時並存，並且發揮互補的作用。舊的中正紀念堂和新揭幕的台灣民主紀念館的暫時並存，其實並不尷尬，反而為台灣的轉型正義上了一堂最有意義的歷史課，您說是嗎？

　舊的中正紀念堂裏所「供奉」的獨裁者的銅像，表面上似乎和新的台灣民主紀念館所想呈現的象徵意義格格不入。然而，與其在蔣介石的頸子上套根鋼索，硬生生地把他拖將出來，不如讓他繼續坐在那裏當台灣民主過程裏的「錯誤的示範」。

　當過兵的人都知道什麼是錯誤的示範，出醜的教育班長可以臉不紅、脖子不粗地將自己的無心的錯誤，定位為故意的「錯誤的示範」，而底下的小兵雖然心知肚明，也不敢吭聲，這樣彼此相安無事，天下太平。就讓老蔣那個日本士官學校肄業的老芋仔班長強詞奪理一下，又何妨？

　至於環繞著紀念館的圍牆，既然拆除費用高昂，又難免有蔣幫難民的無端阻隢，執政黨為何不師法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豎立越戰陣亡將士紀念碑的作法，發動全民，整合政府與民間的資源，全面確實地蒐集台灣四百多年來為台灣民主奮鬥犧牲的人物、事蹟，然後延攬專家及藝術家，依照人事的年代順序，一一以代表台灣人堅忍毅力的花崗石，將之嵌畫於台灣民主紀念館的四周圍牆上。

　如此以來，二二八大屠殺及白色恐怖的被害人家屬，可以扶老攜幼地來到先人的記事碑前，一面獻花弔念先人，一面教導代表希望與活力的下一代，民主代價的昂貴以及相互容忍的美德。如此活生生的歷史教材，加上三不五時的鮮花陣仗，不但可以提供每一個台灣人緬懷先聖先賢、民主烈士的場地，也可以作為台灣人向任何企圖剝奪台灣人民主自決權利的邪惡勢力的強烈宣示：Never again！It will never happen again！絕對不容許獨裁、殖民的罪惡再次在這一塊土地上橫行！

　轉型正義裏的歷史教育改革，必須與整體教育改革同步進行。轉型正義底下的教育，其最終目的在訓練出有獨立思考能力、有惻隱之心、有探索意願、有分辨是非的能力、不畏強權，據理力爭的下一代。轉型正義的歷史教育在促進整合各個族群的自我體現，最終更要讓歷史教育脫離任何政府的威權箝制。

　這是一項艱巨的工程，需要真正的、憨直的理想主義者來主導，這就是為何勇敢果決的杜部長，必須繼續留任直到任務完成為止的原因。我們海內外的台灣人也必須確保那些所謂從現實主義出發的理想主義者不會用「因應時勢，促進和解共生」為藉口，輕易地放棄台灣人好不容易才掌握到的歷史詮釋權和歷史教育的主導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