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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吉爾帶領英國與盟軍抵抗德國勢如破竹的侵略，終於反敗為勝，改寫歷史，算是英國的偉人。歐戰結束後，英國人不贊成參加亞洲的戰爭，加上國內住屋及疾病問題沒有處理好，造成邱吉爾在一九四五年的選舉失敗。
《倫敦時報》準備寫一篇社論對他有所建議，當編輯拜訪他時，他對編輯說了兩個重點：「第一，我為我的職責奮戰（I fight for my corner）；第二，酒店關門我就走（I leave when the pub closes）」，意指當英國人已不再需要他時，就離開他的職位。若說邱吉爾瀟灑，倒不如說他有智慧，知所進退的人永遠快樂。
台灣國內有不少政治犯就是缺乏邱吉爾的智慧，不只自己不快樂，還引起團隊的困擾。戒嚴時期，民眾將政治犯當作英雄，所以在民進黨建黨初期，政黨的「舞台」就由政治犯佔據著。政壇上的架構，正像一齣戲，正常的劇團，演員上下「舞台」，應該依循劇情，可是部分政治犯上了「舞台」之後卻不依循劇情表演，抗拒其他演員上「舞台」，打亂了整個劇情。
政治民主化之後，英雄的角色逐漸淡化，民進黨的舞台因而易主，由於美麗島辯護律師能言善道，受到主流民意的擁護，政治犯因而失去舞台。有些政治犯依附主流民意或是淡出政壇，雖然失去主角的地位，還是備受敬重，有些人則對抗主流民意，他們立刻被掃入「垃圾桶」，後來想回歸主流民意，還是不被敬重。有些人誤以為「垃圾桶」就是天下，樂得在「垃圾桶」中稱王。
政治人物的特色是不容易講純真的話，有不少民眾對政治人物逐漸不喜歡，美麗島辯護律師所佔據的民進黨舞台因而出現變化，有些不太像政治人物的政治人物紛紛上了舞台，這期間的綠營人士有點像英國人，不理會政治人物以前做了甚麼？只關心未來能為台灣做甚麼？
對部分政治犯而言，美麗島辯護律師佔民進黨的舞台他們都不服氣，這些沒有經過民主運動洗禮的人上了舞台更不能接受，因而有人開始對抗主流民意，他們沒有想到此舉會被掃入「垃圾桶」。
台灣的政治犯對國家的貢獻與邱吉爾比起來如何？當然有天壤之別，酒店都已經關門，有甚麼好留戀忘懷的？別忘了有邱吉爾的風範必定備受敬重，若對抗主流民意則會被掃入垃圾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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