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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寫了一篇「何不化內鬥為外鬥？」文章，有不少人迴響，並有朋友建議繼續陳述「實踐台獨各種有效方式」。
獨立建國最有效的方法，當然是體制外運動與體制內運動合作，產生互補的效應，只是不容易做到。藍營只有利益之爭，綠營除了利益之爭外，還有路線之爭，更嚴重的是路線之爭遠比利益之爭還難妥協。
路線之爭難以妥協的原因，是因為出現爭執的人只想闡述自己的主張，不會思考別人觀點的可行性，為了表達自己主張的正當性，常從別人的言論斷章取義加以攻擊，甚至於出現想法幾乎相同也會發生爭執。
二十年前筆者也犯這種毛病，為了否定「中華民國」，沒有思考體制內運動的可行性，對民進黨沒有強烈主張台獨加以批判，後來覺得體制外運動在執行方面沒有進展，才思考別人的主張是否可行。
一位要好的朋友從美國打電話回來，表示他不認同「中華民國」，所以，反對體制內運動；筆者詢問他是否主張以革命或以群眾癱瘓政府來從事體制外運動，他回答用民主方式推動正名制憲以拋棄「中華民國」。事實上，他所說的就是體制內改革，與民進黨政治人物的差別只是他時時刻刻將「推翻中華民國」掛在嘴巴。
穆巴拉克的下台令體制外主張的人更有信心，因為有人透過網路號召群眾，才推翻穆巴拉克，他們認為埃及能台灣也能。事實上，穆巴拉克下台的主因是獨裁與貧窮，自從一九八一年沙達特遇刺後，他就掌控埃及的人民會議，實施獨裁統治，直到二○○五年才修憲，讓別人也有機會參選總統，不過，由於不公平的選舉，他還是高票當選。
埃及除了獨裁外，還牽涉貧窮問題，累積太多民怨，經過媒體喊話，就凝聚龐大的群眾。蔣家執政時代也一樣，因為獨裁統治累積民怨，黨外人士的演講都是人山人海，政治犯及其家屬都受到民眾的擁戴。
政治民主化之後，任何媒體都可以宣揚台獨，可是，群眾運動卻是萎縮了，若沒有民進黨動員，沒有人有能力號召上萬群眾，目前政治犯也被冷落了。顯然的，穆巴拉克效應在台灣不可能發生，倒是中國相當恐懼。
既然難以凝聚群眾，又沒有人從事革命，體制外主張的人可以站在體制外的立場幫助體制內運動，而且成為互補的關係。進入體制內選舉的人，若主張不認同「中華民國」，在邏輯上是說不過去的，因而不認同「中華民國」的理由可以由體制外主張的人來陳述。從形式看，政治運動與選舉切割，從實質來分析，政治運動幫了選舉。
有人稱李登輝為民主先生，事實上，台灣的民主化是由三股力量合作所完成，有一股是海外台獨人士的體制外主張對保守勢力形成壓力；一股是國內的群眾運動，尤其是野百合學運算是逼退萬年國會的臨門一腳；還有一股勢力就是本土勢力在體制內對抗保守勢力。當時若沒有海外的體制外主張以及國內的群眾運動，只憑體制內的本土勢力不足以逼退萬年國會。
政治民主化之後，台灣人缺乏被壓迫的悲情，群眾運動大量衰退，選舉因而變成主流。這期間台灣選民自主性提升，有不少人擺脫中國國民黨的樁腳而成為中性選民，這些人是選舉的關鍵。
因為要吸收中性選民，體制外主張的人若要幫助體制內改革者，不是依賴謾罵，而是以智慧找出外來勢力的矛盾加以進擊，台灣的媒體相當發達，只要有能力找到外來勢力的弱點，就可以影響中性選民。
部分獨派人士怪陳水扁沒有正名制憲，事實上，總統沒有那份權力，二○一二年若是綠營當選總統，也只能抑制台灣走向統一之路而已，要獨立建國，還是須要透過國會修改鳥籠公投法，再以公投來正名制憲，所以，關鍵還是在綠營的國會席次過半。
國會議員的選舉制度已改為單一選區制，要獲得絕對多數選民支持才能當選，候選人的品質及政黨形象變成相當重要。體制外主張的人除了找出外來保守勢力的弱點外，還要督促綠營政治人物改善品質，不能再與中國國民黨比爛。
深綠人士一向不願意檢討綠營政治人物的品質，只會表示藍營貪污比綠營多，司法為何不辦藍營？事實上，改革者必須抗拒誘惑，不能以五十步來批判百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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