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精英，不斷西下，西下，水往低處流。這是張忠謀發明的「重心轉移」定律。
　中國的子弟，不斷東上，東上，人往高處走。這是郭江龍發現的「中國發展」定律。
　等中國子弟從全球高峰覓得新的源頭回來，台灣產業精英的優勢已經不再，只好繼續一路西下，往更低處流，直到進入沙漠斷流。新疆塔里木盆地塔什拉瑪干大沙漠，那片乾涸的昔日海底，便是台灣「過江猛龍」最後的歸宿。

　陳水扁總統在世界台灣人大會年會致詞指出：「封閉圍堵未必是最好的策略，消極禁止未必是最好的方法。」完全正確。我認為還應更加重語氣：封閉圍堵是最壞的策略，消極禁止是最壞的方法；而且根本封不住，堵不止，禁不絕！

　當前半導體產業西下中國之爭，不是開放與「封閉圍堵」之爭，是全球化與中國化兩種不同的開放戰略之爭。我在半年前初評「張忠謀定律」（2001年9月12日《台灣日報》），已指出張忠謀的「半導體產業發展重心轉移中國」是「中國主體的開放」，即中國化戰略。曹興誠的「全球化佈局，當地化經營」，是台灣主體的全球化戰略。區別在於為誰「全球佈局」？為台灣？還是為中國？

　曹興誠主張進一步提高台灣晶圓專工產業的競爭力，需要「全球化佈局，當地化經營」。曹興誠說：「聯電會將台灣的發展重心移至12吋廠，使台灣未來在12吋廠時代領先全球；同時不排除在北美、中國設立或購併８吋廠，走向當地化經營。」

　觀察聯電的全球市場分布，其低階晶圓訂單大部分來自中國。聯電採取舊廠閒置機台轉移中國或併購中國經營不善的晶圓製造廠，應有利於「當地化經營」，構成以台灣為主體的「全球化佈局」之一部分，與把中國當做未來全球半導體產業發展中心和台灣產業發展的唯一生命線毫無共同之處。

　台積電的全球市場分布，訂單多來自世界各國，佔有中國市場有限，卻如此急於製造「西進」輿論，的確啟人疑竇。《聯合報》社論稱：

　半導體業龍頭張忠謀在數月前曾說，「西進的迫切性已經到了按月計而非年計的地步」。所以，政府如果決定拖延開放時程到年底，甚至更晚，則此一政策的開放時效絕對是緩不濟急。果真如此，專業評估還是敗給了政治顧慮。（《聯合報》，3月18日版2）

　按照《聯合報》的邏輯，依著張忠謀，就叫「專業評估」；不依他，就叫「政治顧慮」、「閉鎖政策」。我看這才是獨裁政治、腦袋閉鎖的餘毒！

　張忠謀有「專業評估」嗎？我聽他提出「半導體產業發展重心將轉移中國」時，套用了「摩爾定律」。高登•摩爾1965年48月發表一篇論文，他根據1959至1965年的數據，發現每18個月左右半導體晶片技術提升一倍，即每一晶片所含電晶體數增加一倍，而製造成本不變（反過來說，18個月前的晶片就得降價一半）。所以產品生命週期短，更新速度快，創新要求高，競爭激烈，是半導體產業的特殊性格。

　靠創意、靠人才，重視研發，不斷創新，是半導體產業的生命。英特爾公司的三位創始人，諾宜斯、摩爾和葛洛夫之所以朝積體電路（IC）方向發展，同發現摩爾定律有很大關係。台灣晶圓雙雄，把晶圓製造從整合元件製造（IDM）中獨立出來，成為晶圓專工（Foundry，或稱代工），不斷創新，迅速發展，是摩爾定律的成功例證。

　晶圓專工專注於晶圓生產的製程技術、量產技術、管理技術的不斷提升，使晶圓的尺寸增大、線寬縮小、良率提高，供應全球客戶的通路迅速、流暢、及時、準確，不但達到了台灣高科技產業的戰略制高點，而且為全球半導體產業發展作出了獨特貢獻。小小的台灣，佔有全球77％的晶圓代工市場，豈非台灣經濟奇蹟中之奇蹟？儘管我不認同「張忠謀定律」，我絕對肯定張忠謀在台灣和全球半導體產業發展史上的傑出貢獻。

　雖然常有人主張摩爾定律需要修正，但迄今全球半導體產業的發展並沒有背離它。人們預測當晶片線寬縮小到以奈米計量，電晶體只有原子大小，產生量子力學效應時，才是摩爾定律的極限。所以就可預見的未來，半導體產業發展要維繫摩爾定律，仍必須繼續提升晶圓製程技術，特別是其中的關鍵技術，如縮小線寬的微影製程技術等。

　提升這類高精技術一靠自己研發創新，二靠同技術先進國家結盟，即「取法乎上」。而半導體產業未來發展的關鍵技術，美國仍遙遙領先全球。如美國英特爾公司利用雷根總統時代「星球大戰」計畫發展出來的雷射技術，可以誘發出極短紫外線光波（13奈米），能曝印40個原子寬度的電晶體，從而進一步提高晶片的電晶體密度，使半導體製程跨進新世代。

　台灣半導體晶圓專工產業的全球領先地位，是在引進美國先進技術設備的基礎上取得的。今後要繼續保持全球競爭優勢，仍必須取法美國。朱鎔基說「半導體產業中國硬體第一，印度軟體第一，中印合作世界第一」是吹牛。「張忠謀定律」「全球半導體產業發展重心將轉移中國」亦無可能。即使台灣晶圓專工統統西下成為「中國的一部分」，中國也成不了「全球半導體產業發展重心」。而台灣一旦因西下擁抱中國，削弱同東太平洋的美國合作，台灣的半導體產業將源頭枯竭，掏空自己，直至斷流，豈非名曰「開放」，實則自殺戰略？

　台灣半導體產業發展戰略的正確選擇，首先應鞏固和進一步發展同技術最先進的美國合作，建立戰略夥伴關係，以台美為重心引領全球半導體產業發展。

　第二，利用加入WTO時機大開國門，廣引全球人才、技術、資金進台灣，美國、歐洲、印度、中國……統統都為台灣所用，這才叫「強本」；主要靠自己，還要靠全球來「深耕台灣」。

　第三，「強本」、「深耕台灣」的同時，積極展開全球佈局。要有進有出，不能只進不出或只出不進。中國佈局是全球佈局的一部分，要控照中國實際市場需要謹慎佈局，不可像葡萄牙蛋塔盲目冒進。

　與其說「張忠謀定律」是對全球半導體產業發展「專業評估」下的新發現，不如說它只是當下流行的「中國將取代美國成為全球經濟發展龍頭」、「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世紀」等中國神話潮流中的一片浪花更準確。《聯合報》社論援引張忠謀的片言隻語「西進的迫切性已經到了按月計而非年計的地步」來論證台灣戰略產業轉移中國急不可待，純屬誤導民眾。

　台灣當前面臨日益膨脹的輿論炒作風潮。一群言論大師、媒體精英、立委政客、各路以「大」自居的吹牛家，霸佔多種論壇，日夜鼓吹「中國第一」、「美國沒落」、「賓拉登必勝」、「台灣邊緣化」，製造中國是台灣唯一救星的神話。不管什麼高科技戰略產業、基礎工程國營產業，統統必須一窩蜂西下中國才有救，在他們心目中，「全球化」即「唯中國化」。他們怕獨立思想，怕自由討論，把民意叫「民粹」。

　誰有不同意見，便像《聯合報》社論一樣，拿「政治正確」、「族群意識」來封殺。他們擅長作秀造勢、混浠視聽、指鹿為馬，倚仗其「群集效應」，使囂張的少數壓倒散漫的多數，迫使「少數」政府接受他們的「主流」意志。

　人們只要冷靜觀察與思考，便不難從他們製造的中國神話中發現被掩蓋的真實。以最新一期《今周刊》封面故事「我在中國打天下」中精選出最成功的一位台商為例：

　被譽為「不是猛龍不過江」的「德州儀器大中國」總經理郭江龍說：

　「目前已經在大陸的一百萬台商及家人，未來不可能再回台灣，而會逐漸往中西部走。在中國，西部的小孩擠到東部發展，東部的小孩則拚命出國，目前中國留學生在歐美有近三十萬人，一旦這些中國留學生回到大陸，加上許多本地人從中階經理逐步爬到更高的位子時，台幹的機會就沒有了。屆時，就必須再往西部走，去開創更艱苦的新事業。」（《今周刊》2002.3.18－3.24）

　這不是一幅絕妙的諷刺畫嗎？

　台灣的精英，不斷西下，西下，水往低處流。這是張忠謀發明的「重心轉移」定律。

　中國的子弟，不斷東上，東上，人往高處走。這是郭江龍發現的「中國發展」定律。

　等中國子弟從全球高峰覓得新的源頭回來，台灣產業精英的優勢已經不再，只好繼續一路西下，往更低處流，直到進入沙漠斷流。新疆塔里木盆地塔什拉瑪干大沙漠，那片乾涸的昔日海底，便是台灣「過江猛龍」最後的歸宿。

　六年前中國《戰略與管理》雜誌發表「新民族主義的外向型國際戰略」，指明這一戰略的「第一個踏腳板是台灣」，「如果不把台灣拿過來，中國就可能永遠難以外向，永遠困守在中原大陸」。

　六年過去了。多少文攻武嚇，多少外交封殺，多少政治分化，「中國新民族主義」也未能如願踏上這「第一個踏腳板」繼續對外霸權擴張；反而看到了台灣的政黨輪替和政權和平轉移，看到了民主在台灣的進一步鞏固和國際社會對民主台灣的進一步支持。

　「中國新民族主義」死心了嗎？當然沒有，日前朱鎔基主持中國人大閉幕記者會，台灣記者問他《政府工作報告》中怎麼不提「不放棄對台用武」，是否中國對台政策變了？朱鎔基答稱，不放棄對台用武政策不變，只是沒有必要「天天講，月月講」。

　為什麼？既然靠「天天講、月月講」踏不上這「第一塊踏腳板」，不如少講多做，除軍事部署增加瞄準這塊踏腳板的飛彈之外，把對台攻勢的重點從文攻武嚇、外交封殺轉向經貿、文化統戰，尋找突破口分化台灣內部的經濟、文化、政治力量，以求一逞。而「半導體產業發展重心轉移中國」，正是台商送上門去供共產中國「經濟統合」台灣的一塊「踏腳板」。

　從近兩年多來的兩岸歷史考察，共產中國以軍事威脅、政治統戰分裂台灣內部，都未能破壞民主在台灣的進一步鞏固。

　凡是附和共產中國以戰爭恫嚇民眾，或者認同共產中國以「一國兩制」吞併台灣的政黨、政客，均遭台灣民眾唾棄即是實證。連戰逼退李登輝後強調國民黨「中國化」，聲稱他的「中國國民黨代表全中國人民」，劃清同李登輝、陳水扁、民進黨「三條界限」，一度獲得共產中國喝彩，卻導致在立法院選舉中國民黨大敗和李登輝影響力大增。

　共產中國從統戰連戰和新黨的失敗中總結教訓，正逐步把對台統戰的重點從在野政黨、政客轉向爭取產業界和分化執政黨。

　共產中國這一手，比文攻武嚇、外交封殺厲害得多。共產中國經過了六年才明白，產業界和執政黨才是台灣的實力派。爭取到了產業界，可以通過產業界向政府施加壓力。分化了民進黨，可以讓民進黨的一部分同產業界聯合運作，對政府的壓力更大。

　對中國來說，8吋晶圓是一個戰略突破口。一旦得逞，台灣全球戰略產業的人才、技術、設備、管理，將滾滾西下；再怎樣「有效管理」，也不過政府稅金拿多拿少而已。

　戰術管理怎能管得住台灣高科技產業發展重心轉移中國的大戰略？而對共產中國來說，掏空了台灣產業的核心，砍斷了台灣經濟的主幹，讓台商繳回點稅金又何足道哉？

　西下戰略之後果，誠如郭江龍所言：「台商不會像以前到台灣發展的日本人，做得不好就收拾包袱回日本；台商是回不了台灣的，因為台灣太小，另一方面也是台商具有開創精神。」

　但那「開創精神」，已不是為台灣產業的「全球佈局」去「開創」，而是為中國產業的「全球佈局」去「開創」了。這就是從「產業重心」轉移到「國家認同」轉移。

　台灣未來的希望，在具有真正戰略眼光的企業家，不去隨著西下狂潮浮沉。只要有這樣的台灣企業家，以為台灣「全球佈局」同為中國「全球佈局」競爭，西下狂潮必有化為泡沫之日。（2002.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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