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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中外來政權復辟大反撲

從北高選戰到2004大選 壓迫民主台灣接受共產中國霸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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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忠信《杜鵑何時啼,待之可也》一文(TaiwanNews 56期),寫他到中國國民黨中常會專題演講,提出「二次政黨輪替機會來臨」。並問連戰:「杜鵑要啼,你準備好了嗎?」當時連戰未正面回應。

 幾天之後,在高雄市中國國民黨慶祝建黨108周年大會上,連戰首次回應。他宣布:「中國國民黨已做好準備,請人民給中國國民黨再一次執政機會,2004年進行二次政黨輪替。」

 接著,南方朔在中國國民黨中常會專題演講,抨擊扁政府面臨「能力、決策、風格及人格四大危機」,已構成政治學上的「正當性危機」,再問連戰:「做好政權再輪替的準備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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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後,連戰又對高雄市長選舉喊出「二次政黨輪替」,把高雄之戰視為2004總統選舉的前哨戰。

 「二次政黨輪替」,看來已是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競選2004年總統的政治綱領。本文宗旨,是對中國國民黨的「二次政黨輪替」論提出根本質疑。

台灣民主化的獨特道路與外在威脅

 台灣今天面臨的,究竟是「二次政黨輪替」,還是外來政權復辟威脅?這要從台灣民主化的獨特道路與外在威脅說起。

 台灣的民主化,走的是一條終結中國國民黨外來政權的獨特道路。

 自二十世紀80年代中期至二十世紀結束,蔣經國和李登輝兩位黨主席,從根本上改變了國民黨的外來政權路線,從「反攻大陸」轉變為「革新保台」。他們聯合、依靠台灣本土的自由民主力量,實現了台灣國民黨政權的本土化、民主化;同時也改變了國民黨的性質,從外來的中國國民黨,轉變為本土的台灣國民黨。這是一場偉大的寧靜革命。

 2000年和平轉移政權,正是在這場偉大寧靜革命的基礎上實現的。

 歷史學家余英時指出台灣民主化進程中兩個最重要的里程碑,一個是1996年全民投票直選台灣總統,「台灣的總統選票竟真的落到了每一個成年公民的手中,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政治奇蹟」;另一個是2000年總統大選,「在台灣執政了五十年的國民黨居然為民進黨所擊敗,第一次出現了透過選舉而和平轉移政權的局面」。余英時的結論是:「這就說明台灣的民主已完全成熟了。」(余英時,《打破「西方民主」的迷思──(民主在台灣)一書序言》。

 但余英時接著指出:「台灣民主仍然受到一個不易克服的外在威脅,即海峽對岸的專橫政權。在中國大陸沒有開始走向民主之前,這個真實的威脅總是存在的。所以,台灣人民必須對於中共統治集團經常保持清醒的認識。今天台灣內部不乏「利令智昏」的政客與商人,他們一直是中共「統戰」的主要對象。民主也為這一類的人提供了活動的空間。如果大多數人缺乏判斷力,另一種『沉淪』的可能性還是不能排除的。我既不願危言聳聽,也不願虛詞寬慰:台灣並未面臨所謂「明顯的、眼前的危險」。但在民主的基礎還沒有十分鞏固之前,對於內外敵人的警惕心卻是不能片刻鬆懈的。」(同上)

 台灣民主化的獨特道路與外在威脅,是由台灣特殊的歷史與環境所造成。

 第一,台灣是世世代代台灣人開拓的東方美麗島嶼,卻處於一個接一個的外來政權統治之下,荷蘭的、明鄭的、滿清的、日本的、中國國民黨的,統治者不斷更換,台灣人雖有反抗、有鬥爭,但一次又一次遭屠殺、遭鎮壓,如魯迅所說,掙扎於「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與「做穩了奴隸的時代」的輪迴之中。一部台灣史的基本教訓是:要終結外來政權統治,必須實現台灣的民主化,讓台灣人成為自己開拓的這個家園、這片國土的主人,把台灣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

 第二,中國國民黨政府是最後一個佔領台灣的外來政權,而且在佔領台灣後不久喪失了中國政權,將政府外移台灣。在中國國民黨心目中,國家的主體是失去了的中國,台灣只是中國國民黨「反共復國」的「基地」。台灣人要自己支配自己的命運,必須終結中國國民黨外來政權統治,把國家的認同從虛幻的中國回到現實的台灣。所以台灣寧靜革命有兩個主題:一個是終結中國國民黨外來政權的本土化,一個是結束戒嚴狀態的威權體制的民主化。兩個主題相輔相成:實現了「台灣的總統選票竟真的落到了每一個成年公民手中」的民主化,「透過選舉而和平轉移政權」,外來政權已「無疾而終」,台灣已成為自由民主的獨立國家,本土化也就自然實現了。

 第三,正如余英時先生指出,民主在台灣,已奠定兩塊最重要的歷史里程碑。要撼動這兩塊里程碑並不容易。第一塊里程碑是1996年國民黨主席李登輝當選台灣第一屈民選總統。這個國民黨主席已經不是外來政權的中國國民黨主席,而是台灣這片自由國土上的台灣選民自己選出、代表台灣這個現代民主國家的新領袖。第二塊里程碑是2000年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當選台灣第二屆民選總統,和平轉移政權。余英時說:「難得的是執政黨和聲勢浩大的親民黨都同樣表現出高度的民主風範,坦然接受了失敗的事實,一點也沒有運用它們的巨大勢力阻撓新政權的成立。」就整體而言,余英時的肯定評價符合歷史事實。李登輝前總統和唐飛等國民黨內自由民主派領袖人物,不但具有高度民主風範,而且從各方面幫助陳水扁總統穩定政局。但平靜水面之下不乏洶湧暗潮;前副總統連戰以出國抗拒政權交接,並在國外發表分裂言論,企圖撼動台灣民主里程碑之心昭然若揭。

 第四,2000年國民黨失去政權是國民黨的一次大分裂。國民黨候選人連戰在競選期間玩弄兩面手法。在台灣南部,他放手讓李登輝替他站台拉票。在台灣北部,連戰呼應中國發表《一個中國白皮書》,拉陳履安同台表演,宣稱中國《白皮書》發表標誌台灣命運已處於最危急關頭,只有連戰有資格同共產黨談判和平統一。連戰到處歇斯底里地揚言「選陳水扁就是戰爭」、「三月十八日是定時炸彈」,只有選他才能免於爆炸!並大量製作恐嚇選民的恐怖廣告、恐怖音樂,宣傳陳水扁當選百分之八十五青壯男子都要出征送死!煽動戰爭恐懼,引起民眾極大反感。

 連戰敗選後,把責任推給李登輝,迫不及待逼李登輝辭去黨主席,「越快越好」!自己取而代之。一取得國民黨主席權位,連戰立即全盤否定蔣經國、李登輝「革新保台」的民主化、本土化路線,在國內外「大聲說出」,他的「中國國民黨」是「中國」的「國民黨」,代表「全中國人民」!連戰妄圖以中國的十三億壓台灣的兩千三百萬,其實他代表的只是中國獨裁者意志而已。2001年9月21日,連戰作出撤銷李登輝黨籍的決定,宣稱「這是中國國民黨創黨以來,首次撤銷前主席的黨籍,是對背離國家、背離國民、背離政黨的人,基於大是大非所做的抉擇!」幸而連戰手裡只有黨權,假如他真騙到總統大位,豈不要判李登輝叛國罪處死?

 連戰與李登輝的分裂,的確代表兩個國家、兩個政黨的大分裂。李登輝的國家,是他與兩千三百萬自由國民共同創立、共同生活的這個自由國家,屹立於世界東方的現代海洋國家民主台灣。李登輝的政黨,是他從蔣經國繼承下來,拒絕中國吞併,走革新保台之路的國民黨。李登輝始終如一,維護這個國家的自由、民主、獨立,維護兩千三百萬國民的自由、幸福、安全。李登輝也始終如一,致力於蔣經國的革新保台路線,把外來政權的中國國民黨,改造為終結外來政權的台灣國民黨。

 「背離國家、背離國民、背離政黨的人」,正是連戰自己!連戰從來說不清楚,他的國家在哪裡?他的國民在哪裡?時而「中華民國」,時而「一個中國」;時而「憲法一中」,時而「九二一中」。連戰認同的「一中」究竟在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在沙漠之國蒙古?連戰也從來說不清楚,他的代表「全中國」的「中國國民黨」在哪裡?我知道共產黨統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有一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有六萬多名黨員,其中八千六百多名任中國各級「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二百多名任中國縣級以上的政府官員。連戰究竟是想到北京去同那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爭正統,取而代之?還是想成為那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台灣特區黨部?但在中國,只有共產黨是「三個代表」,只有共產黨能代表「全中國人民」。「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只是中國共產黨統戰部下面的一個統戰工具。連戰的中國國民黨去了中國,共產黨也不會讓他代表「全中國人民」,只會讓他做統戰工具來統戰台灣人民,實現其「統一」目標。

 連戰的背叛,使國民黨一分為二:一個是背離國家,背離國民,背離蔣經國、李登輝革新保台路線,自稱代表「全中國」的中國國民黨;一個是忠於國家,忠於國民,繼承蔣經國、李登輝革新保台路線的台灣國民黨,即台灣團結聯盟。前者大,後者小,是暫時現象。一旦廣大國民黨員認清他們的連主席背離國家、背離國民、背離革新保台路線,心向「全中國」的真面目,一定會拋棄連戰歸隊,回到蔣經國、李登輝的革新保台路線上來。

 連戰現在打「統一」牌,打「反獨」牌,許多長期受外來政權教育的年輕人弄不明白:當年的蔣介石要「滅共統一」,消滅中華人民共和國;今天的共產黨要「滅台統一」,消威台灣這個自由民主國家(以共產黨的觀點,中華民國在一九四九年已消滅),把這個主權國家變成中國的一個「特區」。前一個「統一」是蔣介石永遠的事,後一個「統一」是中國對台灣的現實威脅。所以連戰同中國一起喊「統一」,一起喊「一中原則,九二共識」,不但背叛蔣經國、李登輝的革新保台,也同蔣介石的「滅共統一」南轅北轍,是對蔣介石的徹底背叛。

 余英時先生指出的「台灣內部利令智昏的政客與商人」、「中共統戰的主要對象」,連戰正是其首席代表。大家不要忘記陳履安的話:「中國國民黨在大陸爛,在台灣更爛,但它還有一點剩餘價值,就是去同共產黨談判和平統一。在所有總統候選人中,只有連戰有這個資格。由中共的角度來看,宋楚瑜、陳水扁兩人的分量是不如中國國民黨這塊爛的老招牌,是不能與連戰相提並論的。」

中國對台策略的歷史演變

 中國對台戰略目標:「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也就是消滅台灣作為主權國家的獨立存在,是不變的。但其策略手段,常隨全球戰略形勢的變化而改變。

 如:

 1970年代,毛澤東的全球戰略是聯美制蘇,對台灣的策略是暫時交給美國。毛澤東對季辛吉說:「最好台灣在你們手裡頭。要是現在你把台灣還給我,我也不要,因為現在要不得。一百年以後,我們就會要了,打仗也得要。等到我上天堂去見上帝,我要同祂講,現在讓台灣由美國代管還比較好。」(1975年10月21日,毛澤東、鄧小平與李辛吉、布希會談,季辛吉記錄)這就是毛澤東在台灣與美國繼續保持正式外交關係的同時,同意中國與美國互設大使級聯絡處的道理。

 1980年代,鄧小平在全球戰略上繼承毛澤東的聯美制蘇,而對台灣則採取不同於毛澤東的「促美壓台」新策略。鄧小平利用美國同中國建交,對台「斷交、撤軍、廢約」,促美國政府壓蔣經國談判「和平統一」,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遭蔣經國斷然拒絕。

 1990年代,江澤民的全球戰略從毛澤東、鄧小平時代的防禦轉向進攻,企圖由內向型陸權國家轉變為外向型海權國家,把台灣視為中國向海洋擴張的「第一塊踏腳板」。江澤民運用外部文政武嚇和內部統戰分化兩手策略對付台灣,同時在外交上「聯美壓台」,利用同柯林頓政府的「戰略夥伴關係」封殺台灣國際空間。

 1980年代和1990年代,即蔣經國時代和李登輝時代,是台灣處境最艱難的時期,而台灣能夠在中國威脅和國際孤立的雙重困境中實現政治民主、經濟成長、兩岸和平,成為屹立世界東方的現代國家,的確開創了世界史上罕見的奇蹟。

 台灣民主奇蹟的意義,是台灣世界歷史地位的根本改變。台灣終結外來政權統治,台灣人民成為自己國家的主人,使台灣結束國際孤立狀態,建築起防禦中國威脅、吞併的堅固壁壘。過去中國盡情威脅台灣,現在台灣也可以「威脅」中國了,以台灣的自由民主「威脅」中國的專制獨裁。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一類獨裁者再也無法對美國人說:「台灣在你美國人手裡,現在我要從你手裡要回來。」而且說了也沒有用,台灣在台灣人自己手裡!

 1997年江澤民到美國,同柯林頓做過一次交易。江澤民一早跑到華爾街敲響紐約證券交易所的開市鐘,歡迎美國資本到中國享受世界最廉價的勞工,換取柯林頓同他建立「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幫他「解決台灣問題」。柯林頓對台「三不支持」,就是那次交易中敲定的(1998年在上海,柯林頓只是口頭「重申」而已)。

 李登輝對此十分警覺。就在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卜睿哲簡報柯、江會內容的當天(1997年11月6日)下午和第二天(11月7日),李登輝連續接受美國《華盛頓郵報》和英國《泰晤士報》專訪。這兩篇專訪立即被國際通訊社傳播到全世界。李登輝說:

 ──我們的人民不同意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台灣是台灣,我們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Our Peopled don't agree that Taiwan ls a Province of China,Lee said.Taiwan is Taiwan,We are an dependent,sovereign country.")

 ──台灣自立於北京之外(free of Beijing),像英國、法國一樣,是個獨立國家。

 我當時,寫過一篇《柯、江宴與李登輝「獨立宣言」》。「獨立宣言」是打上引號的。因為美國是先有《獨立宣言》,才有獨立戰爭贏得獨立。台灣沒有獨立宣言,是通過民主化、本土化的「寧靜革命」,終結外來政權,成為獨立的自由民主國家。江澤民感受到這塊里程碑(1996)的「威脅」,才迫不及待同柯林頓做這筆交易。「三不支持」的要害,即抹煞台灣是獨立主權國家的事實。李登輝「獨立宣言」的意義,就是向全世界宣告台灣是獨立主權國家的事實不容抹煞。

 1998年二次辜汪會再接再厲,打出兩張牌,一張主權對等,一張自由民主,從上海打到北京,節節勝利。凱旋歸國時,當年抗議新加坡首次辜汪會的葉菊蘭在立法院給予高度肯定,有委員向辜振甫獻花相迎。今天台灣政、學界相關人士為迎合中國需要,蓄意抹去台灣歷史上的光輝記錄,只挑些有損台灣國家利益的「九二、一中」之類混淆視聽,實令人訝異。

 2000年是台灣、也是世界的歷史轉振點。台灣和平轉移政權,美國布希當選總統,全球戰略格局發生重大變化。柯林頓、江澤民的「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已告終結。美國外交重心轉向加強盟國及自由民主友邦包括俄羅斯等走向自由民主的前蘇聯國家的合作。對共產中國則採取在經貿、反恐等具有共同利益的議題上合作,在人權、宗教自由、武器擴散、威脅鄰國等不良領域促其改變的雙重策略,迫使中國也不得不相應改變其對台策略。

 第一,中國對台攻勢,重心從軍事、政治轉向經濟領域。當武力威脅失效、統一談判無望之後,不得不從以武相脅、以統相迫轉向以利相誘。但一國兩制統一與做好用武準備這兩項戰略目標決不會變,只是不再「天天講」、「月月講」。因為講多了效果適得其反,不如暫時少講,把力量放到經濟統戰,講三通,講直航,企圖以今日之通促明日之統。

 第二,中國對台工作採取的主要手段,從外部文攻武嚇、軍演文宣,轉為深入台灣內部進行統戰分化,製造內部分裂,擴大台灣內部的親中促統勢力。

 第三,中國適應布希對台政策的演變,對美策略也從柯林頓時代的聯美壓台轉為和美裂台。對美國不再動不動就抗議,刺激美國政府和國會,利用柯林頓政府的軟弱逼其對台灣施壓;改而採取軟的一手,投其所好。如遊說「和平統一符合美國利益」、「後撤飛彈換取減少對台軍售」,欺騙美國輿論;拉攏柯林頓時代親中舊官僚、舊政客和親中智庫,重組隊伍遊走兩岸,恢復柯林頓時代的「第二管道」,影響布希政府,企圖使美國對中、對台政策退回柯林頓時代。最近坎貝爾、培里相繼來台宣揚美國總統第二十個月即改變對中政策和中國撤飛彈,還充當台灣在野反政府勢力與中方的溝通管道,即中國利用美國親中勢力分裂台灣內部、削弱美國對台支持的動作。

 中國深知,在今天的國際環境下,要把一個自由民主的台灣吞下去,實現一個兩制、和平統一,唯一的辦法,就是分裂台灣內部。反過來說,只要台灣內部大多數人團結一致,不受親中派挑唆鬧分裂,中國就無可奈何。台灣許多人總在揣測美國布希會不會變,中國胡錦濤會不會變,提心吊膽,其實根本不重要。決定台灣命運的關鍵,既非中國,亦非美國,在台灣自己。中國、美國都已看到這一層,只有台灣自己看不到。

正視2004年外來政權復辟威脅

 今年一月,錢其琛在《當前國際關係研究中若干重點》報告中說:「解決台灣問題要用兩隻手,右手和平解決,實在不行只好用左手軍事力量,我們在這方面不可能有什麼靈活性。如果說有什麼靈活性,那就是我們可以等待。」

 錢其琛等待什麼呢?他等的就是胡忠信《杜鵑何時啼,待之可也》文中的所謂「二次政黨輪替」,即連戰的外來政權復辟。

 如何區別二次政黨輪替與外來政權復辟?區別就在國家認同。

 民主國家的政黨輪替有一個不言而喻的前提,相互競爭的政黨都認同自己的國家。美國的共和黨和民主黨都認同美國,英國的工黨和保守黨都認同英國。如果美國有一個政黨不認同美國,而認同他祖先來自的英國,他就不能在美國競選總統,應到他祖先來自的英國去選首相。

 民主台灣的政黨輪替也一樣。李登輝的國民黨,認同台灣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是「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陳水扁的民進黨,也認同台灣是獨立的主權國家,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是「一邊一國」。這兩個政黨都認同台灣是自己的國家,而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是國與國關係,如同美國與英國一樣,這是李登輝的國民黨與陳水扁的民進黨能夠在台灣民主化進程中實現政黨輪替的前提。

 李登輝明確指出:「中華民國已不再是原來的中華民國,而是新的共和(New Republic),也就是第二共和。(《亞洲的智略》,第四二頁)這就是說:1912年孫中山創建的中華民國,是中華民國第一共和,是大陸共和(Republic of Mainland),不包括台灣,台灣當時在日本統治之下;1996年台灣民主化的第一塊歷史里程碑,是中華民國第二共和,是台灣共和(Republic of Taiwan),不包括大陸,大陸是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另一個專制獨裁國家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一個民主國家的民主政黨,絕不能在國家認同問題上混淆不清。

 民主台灣的政黨輪替,只能是認同中華民國第二共和,即認同台灣共和(Republic of Taiwan),認同生活在這片三萬六千五百平方公里國土上的兩千三百萬國民的自由國家政黨,才有資格參與。中國共產黨統戰部領導下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連戰主席領導下自稱代表「全中國人民」的「中國國民黨」,都沒有資格參與民主台灣的政黨輪替。認同中國的政黨參與中國的村民委員會選舉,一個政黨不能參與兩個國家的選舉這是天經地義。

 連戰也不用抬出「中華民國」來混淆黑白。中華民國有兩個:一個是歷史上的中華民國,即1912年孫中山在大陸創建的中華民國第一共和,已於1949年被「赤化」,變成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專制獨裁國家。一個是今天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第二共和,即台灣共和(Republic of Taiwan)。連戰的中國國民黨常攻擊李登輝、陳水扁的中華民國是「借殼上市」,「借中華民國之殼行台獨之實」。錯了。李登輝、陳水扁的中華民國是實實在在的二萬六千五百平方公里國土、兩千三百萬國民的中華民國第二共和即台灣共和,你叫他台獨也可以,台獨就是台灣共和,就是中華民國第二共和,都代表這個實實在在的現代自由民主國家,好像一個人有名、有字、有號一樣,都是這個實實在在的人。連戰自稱「代表全中國人民」的「中國國民黨」的「中華民國」才是一張空殼,它的實體早被中國共產黨啃去,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了。連戰才是「借殼上市」,迎合中國的需要,借「中華民國」之殼,把獨立的主權國家台灣變做「中國的一部分」。

 所以,假如2004年連戰的中國國民黨贏得台灣總統大選,那不是民主台灣的政黨輪替,而是復辟中國國民黨外來政權對台灣的統治,走台灣的歷史大倒退。今天歷史已無法退回二十世紀70年代之前,把台灣當做「反攻大陸」的「基地」、「滅共一」時代的中國國民黨外來政權。連戰豈敢侈言「滅共」?他只能按照陳履安2000年的提示,用他那最後一點「剩餘價值」,去同共產黨談判「和平統一、一國兩制」。連戰不可能扮演蔣介石,也不可能扮演鄭成功、鄭經,他只能扮演鄭克塽的歷史角色。這就是連戰、胡忠信「二次政黨輪替」論的要害,台灣人民必須認清。

 那麼,台灣有沒有「二次政黨輪替」的可能?

 有。但那只能發生在效忠於台灣一個國家的不同政黨之間,而不能發生在效忠於台灣與中國兩個不同國家的政黨之間。國民黨要參與政黨輪替的競爭,首先必須面對台灣人民明確自己究竟效忠哪個國家?是效忠台灣?還是效忠中國?今天的問題,是廣大國民黨員沒有認識到這一點。效忠中國的連戰一派,製造了各種「理論」:「我是中國人(國家認同)也是台灣人(省籍認同)」,「中國也是我們的,大陸也是我們的」,「新半山登上歷史舞台」,「有效消溶90年代匯為主流的台灣意識、台灣主體、台灣主權論述」等等,用來分裂台灣人民的國家認同,製造出認同中國是「祖國」的所謂「新半山」群體,來對抗不分族群、不分省籍,共同認同台灣這片共同生存的國土的「新台灣人」論述。他們把今天認同中國為「祖國」的台灣人與日本統治時期認同中國的「老半山」相類比,歌頌台灣金門前線渡海登陸中國的林毅夫是「新半山群體第一個登上政治舞台的超前者」,鼓勵「台商」、「台幹」、「台眷」、「台生」跟進!

 「老半山」抗日戰爭中到中國,是參與抗戰、反對日本外來政權統治台灣。今天台灣已是獨立的自由民主國家,中國是要吞併台灣的共產黨專政國家,鼓動台灣人去認同一個共產黨專制國家吞併自己的自由民主國家,怎能與支持中國反對日本侵略相比擬?從北、高兩市決戰時刻到2004年總統大選,連戰一派顯然將以所謂「二次政黨輪替」掩蓋其分裂台灣人民國家認同,實現外來政權復辟為選戰主軸。

 《民主在台灣》一書曾經指出:「今天的台灣,只要國內各派政治力量競爭而不分裂,在維護國家獨立主權、拒絕共產中國霸權吞併這點上團結一致,外部力量不可能動搖這個國家已經建立起來的民主制度。但假如台灣內部發生分裂,一部分政治力量同外部勢力聯合起來,壓迫民主政府接受共產中國的霸權統一條件,而民主政府在內外壓力下軟弱妥協,則台灣人民長期奮鬥得來的民主成果仍有失去的危險。」所謂「二次政黨輪替」,正是台灣內部分裂勢力聯合中國霸權,試圖在台灣實現親中外來政權復辟的信號,對此絕不可掉以輕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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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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