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16大與16屆一中全會結束，標誌江澤民時代的終結。閉會後的中國《人民日報》社論（11.16）強調：「全黨同志滿懷深情，同江澤民同志及其他退下來的領導同志表示崇高敬意！」說明世代交替在黨的領導人部分已經完成。明年三月的16屆二中全會與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將最後完成國家和軍隊領導人的世代交替。「第三代核心」已成為歷史名詞，而第四代不會再自稱「核心」，稱做「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就可以了。這也可以說是中共的一點「與時俱進」。

　然而，台灣的「中國通」們卻沒有跟上中國形勢的變化。打開各大報，赫然的標題仍是「江澤民未仿鄧宣示政治交代」「稱世代交替仍過早」，「胡錦濤兒皇帝身分」「隨時可能被取代」（《自由時報》11.17「中共16大後兩岸關係座談會」）。「一位政府高層人士」也說：「江澤民在政治局常委中有五名親信，占過半優勢，我方對中共將延續江澤民路線，早就了然於胸，五月胡錦濤訪美時，陳水扁總統即發表貶胡談話」（《中國時報》11.16焦點新聞版）。可惜台灣的戀江情結，挽回不了逝去的江澤民時代。

「江澤民路線」即鄧小平後期路線

　鄧小平評毛澤東的「接班人」華國鋒時說：「他本身沒有一個獨立的東西，就是兩個凡是。」江澤民記住了這句話，總想拿出「獨立的東西」，從「講政治」，到「三講」，到「三個代表」，算是江澤民「獨立」的創造發明。這次16大把「三個代表」修進黨章，作為「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的「重要思想」，實現了江澤民的一樁心願。

　但畢竟「三個代表」只是三句空話，像「兩個凡是」一樣，解決不了中國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環境各方面的問題。江澤民的後十年，1992至2002，實際上推行的是鄧小平後期路線，江澤民時代就是後鄧小平時代。

　鄧小平是一個實用主義者，他的「看法和注意力」經常改變，他的「路線」也是不穩定的。從總體變動來看，以1986年中共12屆六中全會為界分前、後期。前期是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到1986年中共12屆六中全會的八年，雖有搖擺反覆，大體保持政治、經濟全方位改革路線；胡耀邦、趙紫陽、萬里、習仲勳、任仲夷、項南等，是在中央和地方執行鄧小平前期路線的重要改革派領袖。

　後期是1986年中共12屆六中全會至1992年「南巡講話」的六年，中經1989年天安門屠殺。

　鄧小平路線前、後期的主要分歧，在政治制度改革。後期的鄧小平，否定了前期鄧小平的政治改革主張。鄧小平前期路線政治改革主張包括：

　第一，鄧小平總結1919年俄國十月革命和1949年中國革命的教訓，提出史達林、毛澤東所犯重大錯誤的根源，是政治制度問題，要避免重犯歷史錯誤，必須改革政治制度。鄧小平說：史達林嚴重破壞法制，毛澤東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毛認識到這一點，但由於沒有解決制度問題，仍導致「文化大革命」。這個教訓極其深刻，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面性、穩定性和長期性。如果不堅決改革制度，過去出現的嚴重問題今後有可能重新出現。

　第二，鄧小平指出中國政治制度主要弊端「權力過分集中」、「家長制統治」、「領導職終身制」、「特權制」等形成的歷史原因，一是中國秦始皇以來高度集權的專制主義傳統，二是共產國際時期各國領導人的個人集權制，三是1949年以來從蘇聯搬來的對經濟、政治、文化、社會都寶行中央高度集權的計畫管理制度。不從根本制度上解決，中國經濟改革和各項工作都不可能有效地前進。

　第三，政治改革的目標是「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從制度和法律上「保證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保證全體人民真正享有通過各種有效的民主形式管理國家的權力，享有各項公民權利」；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

　第四，鄧小平從制度上根本否定了領導人選擇自己的接班人的錯誤做法，明確指出：「一個領導人，自己選擇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種封建主義的做法。」

　這四條一提出，就遭到陳雲、王震、胡喬木、鄧力群反改革集團的抵制。在1978-1986這八年中，改革力量與反改革力量反覆較量，鄧小平為換取反改革集團在經濟領域讓步，在政治領域節節後退，不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決議案遭擱置，政治改革停止進行；還發動多次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等運動，打擊黨內改革力量和自由派知識分子。最終導致1986年12屆六中全會上兩派激烈交鋒，鄧小平在會上背棄政治改革派，也就是終結了自己的前期路線。

　鄧小平廢棄政治改革，廢黜改革派領導人胡耀邦，鼓勵了反改革派在政治、經濟戰線全面進攻，不但政治大倒退，經濟領域趙紫陽的物價改革也遭反改革派抵制而失敗，黨內特權腐敗分子趁勢而起，恣意侵吞國家財產，激化社會矛盾，使反改革派得以利用1989年胡耀邦去世後的學生民主運動製造天安門屠殺，鬥倒反對屠殺的第二位改革派領導人趙紫陽。

　江澤民的十三年，以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為界，也分前、後期。

　前期1989至1992，江澤民在經濟領域與李鵬、姚依林結盟，通過「治理整頓」打擊地方與民營經濟，恢復計劃經濟的中央集權制度。在意識形態領域，江澤民架空李瑞環，與鄧力群結盟，提出「反和平演變」為中心，發表了那篇由鄧力群班子起草，被鄧力群吹捧為「新共產黨宣言」的（中共誕生七十周年大會講話）。江澤民與左派聯盟推行的三年「整頓」，導致1990至1991的中國經濟大滑坡，迫使鄧小平「舉家南巡」，依靠沿海「諸侯」炮打反改革的江澤民中央。江澤民聽到鄧小平說出「誰不改革誰下台」，及時回頭告別陳雲、鄧力群，同鄧小平輸誠，才重獲鄧小平信任。

　江澤民的後十年，大體上奉行鄧小平後期路線，在經濟領域恢復改革開放，大量引進國外資金、技術與國內廉價人力資源結合，提升經濟實力；在政治領域繼續一黨專政，拒絕政治改革，箝制思想文化，導致黨政官員的制度性貪瀆腐敗，城鄉貧富懸殊，失業問題嚴重，社會不滿增長。江澤民採取「消滅不穩定因素於萌芽狀態」的暴力壓迫手段維護其專制統治。

　江澤民自2000年開始提出「三個代表」，不是「路線創新」、「理論創新」，而是企圖以吸納新的社會富裕階層擴大黨的社會基礎，抑制日益增強的政治與社會改革壓力。這實際上是逃避、拒絕而非啟動社會期待的政治改革。如同「兩個凡是」未能阻擋毛澤東之後的中國改革一樣，「三個代表」也阻擋不住江澤民之後的中國改革。

「江澤民親信」不可能倒胡自代

　對16大和16屆一中全會的人事評論，許多人把焦點放在政治局常委會「江澤民親信」有五個還是六個？「江派」與「胡派」間將如何發生「權力鬥爭」？其實只是些徒費口舌、筆墨的多餘問題。

　第一、毛澤東時代那種以「路線」為綱，誰「取代」誰的權力鬥爭方式已經過時。從15大到16大，江澤民同喬石、李瑞環鬥，既不能用毛澤東打倒劉少奇的路線鬥爭方式，也不能用鄧小平把「分裂黨、支持動亂」罪名強加於趙紫陽的方式。江澤民的新方式是年齡劃線。15大七十歲劃線，劃退了喬石；16大六十八劃線，劃退了李瑞環。好處是年齡面前人人平等，江澤民逼退李瑞環，自己和自己的「親信」也得按年齡退。退下來生活待遇不變，不會鬥得你死我活，這又是中共的一點「與時俱進」。所以有人斷言江澤民「半退」，以軍委主席身份與總書記胡錦濤「長期共治」。此類「戀江情結」，恐怕明年三月就要落空。

　第二、誰是「江澤民親信」？憑什麼標準？若以受江澤民提拔或同江澤民關係較密切為標準，稱得上「親信」的，最多也只有曾慶紅、黃菊、賈慶林三人。吳邦國是江澤民到上海前陳國棟、胡立教、汪道涵等上海元老派主政時代就提拔起來的年輕幹部；調到北京後長期在國務院任副總理，與江澤民並無「特殊」關係。李長春和吳官正，都是胡耀邦時代提拔起來的地方省級領導幹部。李長春是中國最享改革開放盛名的兩位省委書記之一任仲夷（另一位是福建省委書記項南）選拔的青年英俊，1986年四12歲時已就任遼寧省長，胡耀邦時代開始連任12、13、14、15、16屆中央委員，比曾慶紅早十三年（曾慶紅是鄧小平去世後15屆才當選中央委員）。吳官正1986年胡耀邦時代已任江西省長，也是12屆以來歷屆中央委員。這三個，都是經歷胡耀邦、趙紫陽、江澤民三朝總書記領導的「年輕元老」，不能只算成「江澤民親信」罷？如果說，他們在胡耀邦、趙紫陽下台後繼續受江澤民任用，且順從江核心領導，也算「親信」的標準，那麼全體政治局委員除李瑞環外都是「親信」，胡錦濤、溫家寶也不例外。

　第三、政治局常委從七名增至九名，既非「鬥爭需要」，也談不上「江澤民大勝」。毛澤東時搞黨內鬥爭，八屆十一中全會政治局常委會擴充到十一人之多；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目的是增加「左派」鬥「右派」，最後鬥掉六名，剩下五名朱、林、周、陳、康進入九大政治局常委。毛去世後，歷屆常委沒有超過七人。這回增至九人，是不是江澤民又要搞黨內鬥爭，用他的「五、六名親信」鬥掉其餘三、四名？恐怕不是江澤民的「鬥爭需要」，而是胡錦濤的「妥協需要」。江澤民的確屬意賈慶林、黃菊，但吳官正、李長春無論資歷、能力、眾望，均不比賈、黃差，15屆政治局委員六十七歲以下的就剩下這四個，統統都上豈不「皆大歡喜」？既無一個落敗，又哪來誰的「大勝」？

　第四、江澤民若真想靠「親信」「取代」胡錦濤，在自己當「第三代核心」時還容易些。16大之後，「第三代核心」走入歷史，靠「垂簾聽政」策動政變，根本不可能成功。以胡錦濤的謹言慎行，恐怕連發難的藉口都難找到。聰明如曾慶紅，也不會去助江策動，倒是勸江勿動的可能更大些。

　第五、16屆政治局常委班子都屬於胡錦濤同一世代。不像十四屆、15屆，胡錦濤、江澤民屬兩個世代，年齡相差16歲之多。胡錦濤在介紹新任政治局常委時風趣地說李長春是最年輕的一位，其實是說，李長春是唯一比他年輕的一位，而且只差一歲零兩個月。所以大家不必在新班子裡找胡錦濤的「接班人」和「取代」者。

擋不住的時代潮流與人民意志

　有人說，江澤民即使明年三月交出國家主席和軍委主席，胡錦濤全面接班，由於黨意已確立江的「三個代表」為全黨指導思想，江的人馬遍佈全國，胡錦濤無論從哪個方面看，上下左右都是江澤民的人，江澤民的影響力將長期存在。胡錦濤只能「江規胡隨」，至少五年走不出江澤民的陰影。恐怕這不過是「戀江情結」纏身者自設的夢幻而已。

　一個人的影響力，不在權力大小和人馬多寡，而在胸中有無真知，能否順應時代潮流推動歷史前進。1992年江澤民黨政軍大權在握，與陳雲、鄧力群、李鵬、姚依林結成強大聯盟，喬石、李瑞環均被架空，以反和平演變為中心的江澤民一九九一年七．一講話被奉為「新共產黨宣言」在全黨學習。江澤民還揚言：「我要把個體戶搞到傾家蕩產！」何等威風十足。那時鄧小平手中無權，身邊無人，只帶著老婆、小孩走到南方，一篇講話就把北京的「反和平演變」聯盟打散，迫使江澤民回到「經濟建設為中心」。這是靠掌握了時代潮流與民意動向的真知卓識，不是靠權力和人馬。

　江澤民欠缺的正是這種真知卓識。他的幸運十年（1992-2002），其實靠的是鄧小平後期路線和鄧小平替他物色的人馬，而不是他自己「獨立的東西」。

　1992年，鄧小平不但重新確定他的後期路線，還物色到執行其路線的人馬。《南巡講話》裡「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是他的後期路線的概括，即政治反右，繼續專制封閉；經濟反左，繼續改革開放。鄧小平看出江澤民只會「講政治」，可以靠他的槍桿子專政和筆桿子專政來達到「政治反右」。同時鄧小平也看出江澤民不懂經濟，特意物色到當過右派的朱鎔基管經濟。鄧小平指著朱鎔基對江澤民、李鵬說：「我不懂經濟，他懂！」其真意是：「你們不懂經濟，他懂！」1992年鄧小平推薦朱鎔基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後，立即從總理李鵬手中接管全國經濟大權，成了名副其實的「經濟沙皇」。

　所以江澤民這十年，沒有跳得出鄧小平的如來佛手掌；連自已退下來權力交給誰都是鄧小平安排好了的。即使江澤民有心換掉胡錦濤，也萬難如願。

　第一、鄧小平選中的胡錦濤，歷經胡耀邦、趙紫陽、江澤民三朝，地方、中央資歷完整，學問、操守、能力兼具，謹言慎行，不易找到「取而代之」的挑戰者。

　第二、稱得上江澤民「親信」的唯一強手曾慶紅，畢竟資歷太淺，是政治局常委中唯一在鄧小平去世後的中共15大才進入中央委員會的新手，年紀遠比胡錦濤大三歲，任何方面都不具備挑戰胡錦濤的條件。

　第三、15屆的政治局委員，六十七歲以下留任的，已全數進入政治局常委會九人中，五人是12、13、14、15、16，五屆連任中央委員（胡錦濤、吳邦國、吳官正、李長春、羅幹），也就是與江澤民同屆進中委。其餘13屆兩人（溫家寶、黃菊），14屆一人（賈慶林），15屆一人（曾慶紅）。以學歷論，胡錦濤、吳邦國、吳官正、黃菊是北京清華大學同學。溫家寶北京地質、羅幹北京鋼院，曾慶紅北京工院，賈慶林河北工院，李長春哈爾濱工大。若要論幫分派，你說他們是「擁江派」、「上海幫」，我也可以說他們是「清華派」（四人），「北京幫」（七人），「北方幫」（九人）。

　所以這種分法並無意義。他們將來出現分歧，發生「鬥爭」，或在政見上，或在作風上，或在人事上，不會以「上海幫」或「擁江派」分陣線，也不必鬥倒某某「取而代之」才罷休。那是已經過時的毛澤東鬥爭哲學，不再適用了。

　也許大家未必注意到中共16大一個非常有趣的細節，就是從頭到尾都是江澤民這位七16歲老人在唱獨腳戲。開幕江澤民做報告，講他的「十三年」和「三個代表」，大會代表歌頌他的「十三年」和「三個代表」。修改黨章修進他的「重要思想」。直到最後一天他做完閉幕詞，宣布「勝利閉幕」的司儀角色也由他一人擔當下來。其實有些話，如學習他的重要思想，貫徹他的報告精神之類，似乎讓胡錦濤或其他人來講更自然些。但江澤民就是始終不撒手。如此一人獨唱自我造神，總不免讓人覺得過於單調。難道別人不願唱和？恐怕不是。政治局委員到代表團分組會上唱頌歌的不少，胡錦濤在西藏代表團分組會上唱的調子也很高。為什麼江澤民就是不肯讓別人亮一點相？這是中國共產黨歷屆代表大會從未見過的開法。

　我看還是表明江澤民沒有毛澤東、鄧小平那份自信。他一面自我造神，一面感到心虛，拿不定自己這塊神牌究竟能夠樹立多久？別人究竟相信不相信這塊神牌？因此就自己抱住不放，不敢假手於人。

　這也難怪。中國已經進入二十一世紀。有多少中國人真的相信，他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這幾樣東西綑到一起，還能「堅持」下去永垂不朽？朱鎔基相信嗎？李瑞環相信嗎？胡錦濤相信嗎？曾慶紅相信嗎？再捫心自問，自己真相信嗎？實在渺茫得很。越無把握，越要死死抱住不放，生怕一旦鬆手，神牌化為泡沫消失。這就是江澤民在中共16大自始至終突現的心態。

　四分之一世紀之前，十一大之後的中國，不久就拋棄「兩個凡是」，選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終結了毛澤東時代，走上改革開放之路。16大後的中國，同樣面臨歷史的重大轉折，需要像當年拋棄「兩個凡是」一樣拋棄「三個代表」神牌，終結江澤民時代，不再由中國共產黨自封「代表」中國人民，而由中國人民自由選擇自己的代表，走上中國自由民主之路。這是擋不住的時代潮流與人民意志。中國新領導人應當團結一致，以當年11屈三中全會先驅者們那樣的智慧和勇氣，回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順應時代潮流與人民意志，開創自己的新時代。

news.8k.com)

（2002.11.27）

【↑TOP】【回上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