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一手槍桿子，一手筆桿子」，對外軍事擴張、對內意識形態專政的政治、軍事路線事實上已難以為繼。新世代必須摒棄舊世代的舊思維，走人類共同的自由之路，才能回應新時代的內外挑戰。
　第四代的主要領導人胡錦濤和溫家寶，應當認識到，順應歷史潮流和民眾願望，在開創中國民主化的道路上邁出決定性的步伐，已是他們責無旁貸的歷史使命。

　中共十六大之所以值得關注，是中國正處於世代交替與時代交替之際。江澤民、李鵬、朱鎔基代表的那個時代即將告終，代表新時代的新人物開始登上世界歷史舞台。

　在台灣流行的觀察，前些時是江澤民不退，將在十六大續任總書記。近來說法稍異：江澤民即使退下，仍將保持其影響力，像慈禧太后一樣「垂簾聽政」。日前台綜院戰略與國際研究院舉辦的「中共十六大與中國大陸情勢之展望」研討會，堪稱此種流行觀察的典型代表。被視為「在中國問題上有權威消息來源」的美國有線電視網CNN中國問題專家林和立（Willy Wo-Lap Lam）在會上說：

　──胡錦濤和溫家寶都缺乏合法性和基層支持。先前有千名解放軍高級幹部向總參謀部請願要求江澤民延緩退職。目前江澤民的人馬都已經安排進入重要職位。胡錦濤未來就如同過去的趙紫陽一般，重要事務還是須由掌握軍權者拍板定案，缺乏實際權力。（《自由時報》中國問題專家分析對岸情勢，十月廿六日第二版）

　此種流行觀察「消息來源」之不可靠與判斷之不可信，是顯而易見的。

　第一、以民主國家標準，確可以說「胡錦濤和溫家寶都缺乏合法性和基層支持」。但在共產中國，從毛澤東、周恩來到江澤民、朱鎔基，何曾有過民主選舉主席和總理？以中國的標準，胡錦濤和溫家寶的合法性和基層支持，比起十三年前上台時的江澤民強得多了。那時江澤民從上海搭機晉京，不知自己面臨的是禍是福？而其「臨危受命」，是八個元老（不是元老院的元老，是平民身分、無合法權力的元老）決定，不要說毫無合法性和基層支持，連當時被元老清洗後剩下來的政治局常委都不服氣；鄧小平親自出馬找李鵬、姚依林談話，囑咐他們「不要不服氣」。江澤民的合法性和基層支持在哪裡？胡錦濤、溫家寶雖比江澤民小十六歲，但都是從胡耀邦時代就擔任中央、地方領導職務，歷經胡耀邦、趙紫陽、江澤民三朝的「年輕元老」，無論出任黨、政、軍何種職務，都是按中共黨章、中國法律任命或「選舉」的，就其合法性和基層支持來比較，顯然高於江澤民。

　第二、「千名解放軍高級幹部向總參謀部請願要求江澤民延緩退職」，在中國根本不可能。布希曾問江澤民十六大接班事以表關心，江澤民也答得老實：「你知道，外面很多謠言。」軍隊高級幹部串聯請願，是違背中共黨紀、軍紀的大忌，何況「千名」之眾，豈不成了「軍事政變」？此類謠言，根本不可置信。

　第三、根據黃菊、賈慶林、吳官正等幾名地方大員調中央，即斷言江澤民人馬已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未必靠得住。中共十六大是世代交替，一些年齡較大的地方官員調離，是為地方選拔更年輕的領導人讓出位子。而這些比胡錦濤、溫家寶大好幾歲的地方官員到中央，可以接替在中央書記處，或國務院、人大等部門，年過七十的領導人，未必都進入政治局常委去跟胡錦濤爭奪權力。

　第四、趙紫陽之下台，並非因為他沒有掌握軍權，「重要事務須由掌握軍權者拍板定案」。鄧小平也不是以他的軍委主席身份廢黜了趙紫陽。鄧小平擔任「第二代核心」時的黨和國家制度是「權力分散」（一九八二年中共十二大到一九八九年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黨總書記、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軍委主席均分別由不同的人擔任；另外還有一個顧問委員會凌駕中央委員會之上。而鄧小平以黨的「核心」身份而非「掌握軍權」拍板定案。「六四」之變，就是鄧小平先召集顧問委員會八元老發動政變，廢趙紫陽、立江澤民（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七日決定廢趙立江，五月三十日召江晉京）在先，然後軍隊才開進天安門廣場（六月四日）完成政變。十三屆四中全會（一九八九年六月）鄧小平把「核心」權力交給江澤民後，當年十一月十三屆五中全會即辭去軍委主席，自此中共黨和國家制度由「權力分散」回歸毛澤東時代的「權力集中」。

中共第四代與第三代的比較

　產生林和立模式流行觀察的根源，是高估中共第三代、低估中共第四代，因而不願看到世代交替與時代交替正在中國發生的現實。

　被高估的中共第三代領導人，其實是最差的一代；其素質不如之前的第一代、第二代，也不如之後的第四代。這是中共的歷史悲劇所造成。我在工作中接觸過的第一代如陶鑄、陸定一、周揚，第二代如胡耀邦、項南，都是在革命和戰爭年代裡千錘百煉的領導人物，他們具有堅定意志和獨立思想；他們追隨毛澤東犯過錯誤，但能及時反省，從歷史悲劇中記取教訓，找到新的前進方向。他們是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戰略家，心中有人民，心中有世界。

　第三代是共產中國的建國一代。經過反胡風、反胡適、反右派、反右傾、文革、反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反動亂、三講、三個代表等歷次政治運動的逆向淘汰，凡是有一點自由思想和獨立精神的頭腦，都被政治清洗甚至肉體消滅了，剩下的只有一群頭腦僵化的技術官僚。

　朱鎔基是例外。他是反右派中已被逆向淘汰掉的一個。他能夠以右派平反之身出任中國總理，在中共歷史上是個異數，也是鄧小平下的最後兩枚棋子之一。鄧小平在一九八九年把「第二代核心」權力（包括軍委主席）轉移給江澤民之後，冷眼觀察了三年，看到的是江澤民在經濟領域討好陳雲，同李鵬、姚依林聯手恢復計劃鳥籠，綑綁自由經濟，使九○、九一連續兩年經濟滑坡；在意識形態領域江澤民架空李瑞環，同「左王」鄧力群聯手，以反和平演變為中心取代鄧小平的經濟建設中心。此時鄧小平手中無權、朝中無人，以平民之身帶著老婆孩子「舉家南巡」，到上海、深圳、珠海，依靠南方沿海開放地區的民意擁護，炮打北方中央，說出「誰不改革誰下台」的重話。江澤民靠曾慶紅出謀劃策，上下打點，頻頻檢討，表示緊跟鄧小平步調，疏遠鄧力群，才得以渡過危機。鄧小平短短十年已換過三個「接班人」（毛澤東欽定的華國鋒和自己欽定的胡耀邦、趙紫陽），再換就要打破毛澤東二十七年的記錄。他決定讓江澤民做下去，但深知其搞不好經濟，才把「懂經濟」的朱鎔基破格請進十四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名義上先做副總理，實際上一進國務院就取代李鵬全權抓經濟，當了十年「經濟沙皇」。若要肯定一九九二以來這十年中國經濟增長之功，賬也不該算到江澤民身上，該算到鄧小平、朱鎔基身上。

　第四代是文革一代。他們學校時代就經歷大風大浪，有獨立思考能力才能保持清醒，不被風浪吞沒。他們下過農村、工地勞動，對基層民眾生活的切身感受勝過第三代。胡錦濤、溫家寶在胡耀邦時代就已進入中央領導層，經過改革開放以來歷次鬥爭，靠自己的膽識和政績脫穎而出；與江澤民、李鵬靠個別元老提拔起來相比較，第四代勝過第三代應無疑義。

　從長遠的歷史發展看，中共十六大只是一個從江澤民時代到胡錦濤時代的過渡，頗類似毛澤東去世後的中共十一大。毛澤東雖已去世，但中共十一大還唱著毛時代的頌歌，華國鋒在中共十一大報告的主題是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

　而今江澤民雖將退下，但中共十六大的報告仍將是江澤民時代的一曲頌歌，十六大也得將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寫進黨章。這是一個方生未死的過渡期，頌歌即是輓歌。中共十一大後的過渡期不過一年半，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終於把中國推進到改革開放的新時代。十六大後的過渡期也不會太長，時代交替的力量不是江澤民或任何個人意志能夠阻擋得了的。

　有人說，江澤民即使全退，曾慶紅等江澤民勢力也將代表江澤民在政治局同胡錦濤鬥爭。我看未必。中國民間流傳著這樣一個笑話：一次胡錦濤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聯席會議傳達江澤民最新指示，常委們都低頭認真記筆記，唯獨曾慶紅這位書記昂首觀天。胡錦濤問：「慶紅同志，你不記啊？」曾慶紅答：「噢，不用了，那是我昨天給江總書記建議，他記下來講給你的。」

　真正的影響力，是靠高人一籌的智慧和判斷；不是靠手中有權、有槍，朝中有人。一九九二年，就是手中無權無槍，朝中無人的鄧小平，讓手中有權、有槍，朝中有人的江澤民俯首帖耳。上述民間笑話表明，江澤民不是鄧小平，他沒有高人一籌的智慧和判斷；像曾慶紅這樣聰明、厲害的人，無論為己為國，都犯不著充當江澤民的卒子去同胡錦濤鬥，而更可能選擇走新世代合作之路。

　也有人說，第四代不像江澤民、李鵬留過蘇，他們是出不了國門的土包子，沒有國際觀，所以國際事務上還需仰仗第三代。我看國際觀同留學外國並無必然聯繫。主張鳥籠經濟、「肥水不流外人田」的陳雲，是與王明（陳紹禹）、康生一同長駐共產國際的中共三名代表之一。而主張開放的胡耀邦、趙紫陽、萬里、項南，都是「出不了國門的土包子」。江澤民留蘇一年，不過是工廠實習性質。李鵬在蘇聯學水力發電，回來當小豐滿水電站長還勉強可以，當到水電部長時就還不如「土包子」李銳；後來做總理，除了充當元老打手鬥倒趙紫陽，又懂得哪門子國際觀？了解一點江澤民底細的都知道，他內靠曾慶紅，外靠錢其琛，筆靠滕文生，自己會謅幾段洋文，唱幾句洋歌，背幾首唐詩。第四代面對新的時代，新的世界，需要新的思維，新的判斷，江澤民又能提供得出什麼呢？

新世代面對新時代的內外挑戰

　今天回過頭來反觀二十世紀的九十年代，恐怕不無荒謬之感。經濟的虛假繁榮，瘋狂膨脹的泡沫，股票投資市場成了賭場，投機客的「錢」途堵塞了產業發展的前途。大前研一之流「趨勢專家」廣告式的大話、空話，磁鐵一樣吸引投資者擠進「資本主義天堂」去搶佔子虛烏有的十三億人口「世界最大市場」。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失控使世界陷於恐怖主義威脅之中。美國總統在天安門檢閱中國三軍儀仗隊，同屠殺本國人民的共產軍事霸權大國結成「戰略夥伴」，聯手主宰「世界新秩序」。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五個常任理事國的代表一齊跑進總務委員會，封殺討論民主台灣參與聯合國權利的議案列入大會議程，柯林頓、葉爾欽、江澤民這三位國際政治明星的表演，掩蓋了整個荒謬的年代。

　歷史上那荒謬的一頁已經過去，開始了一個新的歷史時代。美國率先結束了柯林頓的舊戰略，提出全球新戰略。布希把他的新戰略稱做Balance of Power Favors Freedom。對此而言，柯林頓的舊戰略可以稱做Balance of Power Favors China。

　本來一九九一年蘇聯共產帝國瓦解之後，冷戰時代美蘇兩國維持的恐怖平衡已經打破，當時就應該聯合自由國家和全球自由民主力量，建立有利於擴大自由民主的新的平衡戰略，阻止新軍事霸權崛起。柯林頓卻反其道而行，熱衷於同共產中國建立「戰略夥伴關係」，讓剛剛從天安門血泊中誕生的江澤民恐怖政權得以迅速擴張其軍事力量，去填補蘇聯瓦解留下的「戰略真空」，並威脅其鄰國特別是威脅民主台灣。這就是柯林頓的Balance of Power Favors China戰略。

　布希的均衡戰略不再偏向中國，而是偏向自由。這是全球安全戰略的重大轉變。有人把布希的中國政策稱作「圍堵」，或由「圍堵」回到柯林頓的「交往」，都不對。布希把中國看做領導人尚未選定未來道路的國家，如果走向社會與政治自由之路，中國將成為偉大國家；如果走向軍事擴張威脅鄰國之路，就無法成就其偉大。所以決定中國未來命運的關鍵是民主發展。

　中國的未來，不能淪為大前研一在《中國，出租中》一書中主張的那樣：在一個專制政府控制之下，每年從九億人口的農村放出一千萬至三千萬不自由的廉價勞工，供全球「自由資本」享用三十年至九十年之久的「資本主義天堂」；而中國的農民、工人在這三十年至九十年中身陷不自由的地獄。中國經濟發展應當走的，不是大前研一「資本天堂、工農地獄」之路，而是Amartya Sun的Development as Freedom，讓工農都享有平等權利與人道生活的自由發展之路。

　這就是新世代面對新時代的內外挑戰。中國第四代領導人需要完成的，是第二代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提出而沒有實現的歷史使命。中國第二代領導人為了結束毛澤東時代的災難，在一九七八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提出了包括「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的全面改革目標。由於陳雲、王震、胡喬木、鄧力群為代表的黨內教條主義、專制主義勢力的抵制，民主化的目標至今沒有實現。鄧小平在八十年代後期向教條主義、專制主義勢力投降，背棄自己承諾的政治改革目標，連續廢黜了兩任改革派總書記胡耀邦和趙紫陽，導致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屠殺後中國歷史的大倒退。

　中國第三代領導人只是在鄧小平一九九二年南巡講話後，恢復了經濟領域的繼續開放，以中國廉價勞工吸引外國資金、技術投入，維持了長達十年的經濟增長，同時也製造了貧富差距擴大、官僚貪腐成風、城鄉治安敗壞、自然環境惡化以及各種社會、教育、經濟、生態危機。江澤民「一手槍桿子，一手筆桿子」，對外軍事擴張、對內意識形態專政的政治、軍事路線事實上已難以為繼。新世代必須摒棄舊世代的舊思維，走人類共同的自由之路，才能回應新時代的內外挑戰。

　第四代的主要領導人胡錦濤和溫家寶，都曾受過第二代改革派領導人胡耀邦、趙紫陽的培育。他們應當認識到，順應歷史潮流和民眾願望，在開創中國民主化的道路上邁出決定性的步伐，已是他們責無旁貸的歷史使命。

台灣對中國觀察的盲點

　台灣對中國觀察不穩定、不現實，常陷於兩極錯亂，然後再以中國內部「鷹」「鴿」之爭自圓其說。他們把江澤民（軍委主席）和軍方作二元割裂，以江為「鴿」派，軍方為「鷹」派，以此二元對立論來闡釋他們想像的一切。似乎現在又要依此方法來闡釋十六大和第四代的「權力鬥爭」了。

　這套教條化中國觀察之要害，在缺乏歷史與全球視野，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我初到台灣就聽到這樣一套奇怪邏輯：毛澤東是血洗台灣，鄧小平是「和平統一」，江澤民是「三通四流」。文攻武嚇之類，都是軍方給江澤民施加壓力；也只有江澤民這隻「鴿子」，壓得住軍方。今天台灣願江澤民長期保持影響力，台灣才有安全；怕第四代壓不住軍方，台灣就危險，仍是這套邏輯的延伸。

　其實這不過是一種想像，與歷史、與事實並不相符。

　毛澤東是很現實的。一九五0年韓戰爆發，美國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毛澤東即放棄「解放台灣」，駐東南沿海野戰軍團北移，只留下海防部隊。一九五八年金門炮戰，是試探美國和蔣介石的關係，發現杜勒斯要蔣介石從金、馬撤軍，蔣介石不從；毛澤東立即表示要「助蔣抗美」，認為金、馬留在蔣介石手裡，可以助蔣抵制台灣獨立。一九七二年尼克森、毛澤東會談，毛更明確表示台灣問題可等一百年，留待後代解決。所以不存在毛要「血洗台灣」之事。

　中國策一個急統派是鄧小平，提出過「台灣歸回祖國是八十年代三大任務之一」。他以為美國卡特政府對台「斷交、撤軍、廢約」，台灣沒有了美國靠山，蔣經國會同他談判統一。結果蔣經國以「不談判、不接觸、不妥協」回敬鄧小平。鄧也無可奈何，在一九八九年對戈巴契夫說：「我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灣問題，恐怕看不到解決的時候了。」鄧雖口講「不承諾放棄對台用武」，但並未實際部署軍事攻台。

　實際部署軍事力量準備攻台的，恰恰是台灣的心目中的美麗鴿子、笑得十分可愛的江澤民。一九八九年江澤民出任軍委主席以來，軍事預算每年兩位數字增長，軍事戰略從海岸防禦變為近海進攻，幾百攸飛彈瞄準台灣，海軍戰艦在台灣東西兩側海洋巡弋。軍事上威脅，政治上統戰，經濟上吸引，文化上滲透，外交上封殺，直到同柯林頓聯手壓台。在歷史上，江澤民是吞併台灣著力最深的一代。難道只是「鷹派」之作為，同他這位軍委主席無關？

　當然，部署是部署，與實際軍事攻台是兩回事。對軍隊來說，其使命就是要準備攻打台灣。至於打不打？何時打？是黨的決策，軍方無權施加壓力。這就叫「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所以台灣把江澤民與軍方作二元割裂的假設根本不能成立。

　至於江澤民、錢其琛等人近來軍事部署上只做不說，經貿三通上大做文章，並非戰略改變，而是時勢不同的策略轉移。也就是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柯林頓、葉爾欽、江澤民三大演員巡迥演出的那個荒謬年代已一去不返。文攻武嚇、聯美壓台那一套行不通了，不得不把重點轉到目前容易突破的經貿三通上來。

　台灣的中國政策，也必須適應時代與世代的變遷，建構全方位的長遠戰略與相應的策略，改變短期因應、局部因應的做法。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台灣的中國政策應與台灣的全球戰略相連接。台灣的兩岸通航規劃也應與台灣的全球通航相連接。凡此種種，都需要跳脫外來政權時代匪情研究的過時框框或從美國生吞活剝來的過時「理論」，以新的視野、新的思維開創新的中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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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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