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9月6日，台灣十五萬民眾匯聚首都凱達格蘭大道，表達國民對自己創建的自由國家的認同。李登輝是這個國家認同偉大節日的總召集人。第二天，九月七日，連戰的中國國民黨召開中央評議委員會聲討李登輝，揚言「中國國民黨明年重新執政之後，第一個案子就是立即審判李登輝的叛國行為，以平民憤！」

　當天（九月七日）上、下午，中國國民黨黨部之外，有兩場表達「民憤」的反國家認同遊行，人數雖寡，殺氣甚濃。沿途高喊「打倒陳水扁」！「槍斃李登輝」！下午那場，還打出中國五星紅旗和中國共產黨的鐮刀斧頭旗！

　1988到2000，李登輝任總統十二年。對這段歷史有截然相反的兩極看法，其差距比對蔣經國的歷史評價更遠。

　一種認為，李登輝總統任內，台灣完成了從中國國民黨流亡政權的反攻大陸基地到主權在民的現代自由國家的歷史巨變。國際輿論稱台灣向自由民主國家的轉型是「寧靜革命」，稱李登輝為「民主先生」（Mr.Democracy）。

　另一種認為，李登輝背叛了蔣經國，背叛了國民黨；「從年輕到年老，都在推動消滅中華民國的活動」。李登輝主政的「十幾年」，是一場「惡夢」，中國國民黨不但要同李登輝「徹底劃清界限」，還要把「這十幾年的歷史一刀兩斷」！

　兩極之外，還有一部分反李派，不認為李登輝從年輕到年老都在「叛國」，而認為他善「變」。過去講過幾百遍「一個中國」，後來又講「台獨」，背叛了自己的過去。

　上文曾分析過蔣經國「變」的哲學，如何超越了蔣介石的「以不變應萬變」，開創了台灣走向自由民主之路。李登輝是蔣經國「變」的哲學的繼承者。但兩人又有不同。蔣經國之「變」，是一個「贖罪」者脫離外來政權恐怖統治舊軌道，跨向自由民主新軌道的根本轉變。而李登輝之「變」，是在走向自由民主這條不變的新軌道上不斷前進所必須的階段性變化。李登輝的「變」與「不變」，都不是主觀隨意的，而是遵循了台灣民主化本土化進程的歷史必然。

　 第一、李登輝繼承蔣經國晚年革新保台的生存戰略，始終不變。

　歷史已經表明，蔣經國選擇李登輝繼承他的革新保台戰略，是唯一正確的選擇。在當時蔣經國的視野之內，唯有李登輝一個人，具備蔣經國型的使命感、意志力以及遭遇重大歷史變故時的應變能力，能夠排除內外各種艱難險阻，讓台灣獨立生存於世界。照李登輝自己的說法，他是「經國學校的學生」。

　我在密西根大學時，聽奧森柏格（Michael Oksenberg）教授說過一個李登輝的故事，後經當時在李登輝身邊工作的朋友證實。當李登輝就任總統時，奧森柏格曾訪問他，問他為什麼說國民黨是「革命民主政黨」？在美國人看來，革命與民主制度不相容。李登輝的回答讓他覺得很有趣。李說：

　「革命與民主有何不相容？我的血型是AB型，A型、B型的性格都包涵。國民黨包涵革命與民主雙重性格，是歷史發展中自然形成。」

　這個故事說明兩點：第一、是國民黨歷史發展的複雜性和矛盾性；第二、是歷史人物性格的複雜性和矛盾性。而一個成功的歷史人物，必須善於在複雜和矛盾的歷史進程中作出哪些必須「變」，哪些必須堅持「不變」的抉擇。

　AB血型雙重性格的蔣經國，選擇AB血型雙重性格的李登輝，繼承他走上幾乎也是AB型的民主與獨立雙重變奏的台灣生存之路，絕非出於偶然。當時只要有另外一個人具備李登輝一樣的條件，蔣經國就不必選擇李登輝。因為以當時的歷史環境，李既有「匪諜」嫌疑，又有「台獨」嫌疑，可以被視為雙重恐怖人物。正如李登輝被警備總部「請」去偵訊一周後警總人員丟下的那句話：「像你這種人也只有蔣經國敬用你！」

　顯然這是蔣經國經過長期觀察、比較之後，找不出另外一個人能夠代替他，才做出的勇敢決定。以後十幾年的歷史已充分證明，李登輝沒有辜負蔣經國的選擇；而當時蔣經國視野之內的那些人，今天幾乎個個都附和連戰，對蔣經國開創、李登輝繼承一路走來的這十幾年台灣民主之路，視若「惡夢」，欲「一刀兩斷」而後快！

　這裡還需指出：副總統的選擇，有時並不重要，有時卻十分重要。這道理很簡單：副總統是備位性質。如果不存在總統出缺，或總統出缺機率小到可忽略不計，副總統沒有機會取代或繼承總統，副總統的選擇就不重要。如果總統出缺的機率很大，國家又面臨繼位者能否把總統開創的新局繼續堅持下去的歷史時刻，副總統的選擇就十分重要。1984就是這樣的歷史時刻。蔣經國自知身體狀況已瀕臨生命最後階段，所以，選擇李登輝和跨進革新保台的新局，出於同樣的急切之情。蔣經國深知在此歷史關鍵時刻，每走一步都十分重要，必須深謀遠慮，不能掉以輕心。李登輝說：「蔣經國先生是否打算讓我當他的接班人，這一點並不明確。他雖然病成那個樣子，但仍沒想到自己就要走完人生旅程。因此，並沒有像臨終的父親給兒子留下種種話那樣留下片言隻字，是曖昧不明。在當時那種政治環境中，假使蔣經國先生稍露口風，那我可能早就被踩扁了。」

　這個問題爭論至今，確可謂「曖昧不明」。但不是蔣經國內心曖昧不明，是他有意對外曖昧不明：不但讓李登輝的競爭者難以揣摩其心意，連被選為繼承人的李登輝自己也不知其心意。這正是蔣經國為自己生前死後避免或減輕可能發生的政爭，也為李登輝順利繼承創造條件。李登輝只看到一面，「假使蔣經國先生稍露口風，那我可能早就被踩扁了。」他未看到另一面，蔣經國「沒有像臨終父親給兒子留下種種話那樣留下片言隻字」，是讓李登輝不要揹著沉重的負擔，順乎自然走自己的路就好。這就是蔣經國「曖昧不明」的苦心。

　今天台灣又處於歷史關鍵時刻。陳水扁不同於蔣經國，年紀又輕，身體又好。但2004能否當選，當選之後能否開創台灣歷史新時代？選擇副總統之重要，並不亞於蔣經國的1984。這是關係台灣兩千三百萬國民前途命運之大事。如果挑選某個不顧國家安危，只為個人權位謀，不擇手段到隨敵營小丑的拙劣指揮棒跳舞之人做搭檔，則豈只陳水扁個人或民進黨一黨之災，而是全國全民之災哪！

　民進黨各派系若不顧大局到實在無法對副總統人選產生共識，為國家、人民計，大家都退到羅爾斯的「無知之幕」背後，回到自己的「原始狀態」（暫時忘掉自己的派系、權位、個人利害），定出公平的遊戲規則。然後大家走出無知之幕，回到現實，由共同制定的遊戲規則決定人選，對其產生的結果，任何人不得後悔。若連這一點點「民主」、「進步」都做不到，那台灣人民也難以寄與希望了。

　 第二、蔣經國最後兩年加李登輝的八年，即1986至1996這十年，台灣開的是一列民主快車。被稱做台灣寧靜革命的十年中完成的變革，可以抵上西方國家民主發展史上的一百年。

　為什麼這麼快？一是客觀環境的逼迫，民主對於台灣是生存戰略，不能不快。二是歷史人物的主觀能動性，包括體制內外，充分發揮了各自的歷史作用。

　體制內，是蔣經國和李登輝兩位總統的主動性。體制外，是反對力量和社會運動的主動性。這兩方面，不僅是一方施壓，另方妥協；更重要的是雙方互動配合。

　如李登輝在1990年「二月政爭」中認識到，台灣的寧靜革命不可能指望依靠國民黨來實現，必須依靠黨外反對力量與社會力的推動。「三月學潮」正是這樣的社會力。在中正紀念堂靜坐的大學生向李登輝提出四點要求：

　（一）解散國民大會；
　（二）廢除臨時條款；
　（三）召開國是會議；
　（四）訂定民主改革時間表。

　李登輝接見五十餘位學生代表，承諾提前召開國是會議，訂定明確政治改革時間表，兩年內完成憲法修訂工程。

　召開國是會議是李登輝運用國民黨之外的政治力與社會力，開創台灣寧靜革命新格局的重要突破。李登輝成立了超越行政體制的「國是會議籌備委員會」，在籌委會開會前，邀請民進黨主席黃信介到總統府喝茶。黃信介提出四條：

　（一）制定憲政體制改革時間表；
　（二）平反政治案件；
　（三）徹底落實政黨政治；
　（四）有效維護治安。

　李登輝在國是會議籌備委員會上致詞，指出「國是會議要對四十年來累積的問題，做通盤的檢討，希望與會委員，以國家生存與全民福祉為唯一著眼點。」

　出席國是會議的一百四十一人中，若干反對運動領袖，是一個多月前由總統特赦令放出來的。昔日階下囚，已成今日參與國家決策的主人。會議對終結萬年國會、省市長直接民選、總統由公民選舉產生、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等達成協議。

　台灣寧靜革命的歷史表明，把體制內改革力量與體制外改革力量的歷史作用絕對對立起來，把領袖人物與民眾力量的歷史作用絕對對立起來，把所謂「歷史／結構迫使」與「個人自動選擇」絕對對立起來，都是錯誤的。民主在台灣的成功經驗，正是這些力量之間的互動配合，充分發揮了各自的歷史主動性，推動了這列民主列車快速而平穩地前進。離開具體歷史事實，把歷史人物和廣大民眾的歷史主動性，抽象地化約為所謂「李登輝時代，本省籍的學者對李登輝的尊崇；和蔣經國時代，外省籍學者對蔣經國的尊崇」，以極端偏狹的省籍、族群觀念來代替嚴肅的歷史事實論證，在學術上和政治上都是十分有害的。

　 第三、李登輝的「變」，有兩種情形。一種是回應台灣歷史發展各個階段的自然進程，也就是對客觀歷史事實的自然變化，不能視而不見。李登輝這一部分的「變」，只是對客觀歷史事實變化之確認。第二種「變」，是李登輝個人思想認識的進步與深化。

　前者如：從「一個中國」到「中華民國在台灣」、「中華民國第二共和」，再到兩岸是「特殊國與國關係」。這是出於國際大環境的變化造成台灣在世界上所處地位的變化。

　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國際上多數國家認同「一個中國」是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在聯合國是常任理事國，有否決權。那時的中華民國政府，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在的大陸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台灣只是中華民國反攻大陸的基地。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從一九四九年就事實存在，但被拒於聯合國門外達二十二年之久。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國際環境發生重大變化。美國尼克森政府從圍堵共產中國轉變為聯合共產中國制衡蘇聯，共產中國進入聯合國並取得常任理事國席位，台灣的「蔣介石代表」被逐出聯合國。接著美國卡特政府對台「斷交、撤軍、廢約」，使台灣在國際上陷於空前孤立。那時美國和世界上絕大部分國家已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的台灣若還堅持「一個中國」，豈非自取滅亡，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台灣若要在國際大環境的變化中生存下去不被中國併吞，只有放棄反攻大陸，放棄滅共統一，轉向革新保台。所以李登輝從認同「一中」變為「中華民國在台灣」，不但是對客觀事實的認同，而且是新的歷史條件下台灣的生存戰略。

　「中華民國第二共和」，區別於一九一二年孫中山創建的「中華民國第一共和」，則不只是事實認同，而且是價值認同。

　孫中山創建的中華民國第一共和，是在中國大陸；推翻帝制，創建民國。那時台灣是日本殖民地，不屬於中華民國第一共和。在中國大陸的那個中華民國，一九四九年已被中國共產黨滅亡。今天台灣人民以寧靜革命終結中國國民黨外來流亡政權統治，使台灣成為自由民主的現代國家；它既不是一九一二年那個「中華民國第一共和」，也不是一九四九年那個播遷來台的中國國民黨反攻大陸基地，而是與在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的自由國家。這個中華民國第二共和，在台灣不在大陸，也不再是中國國民黨外來政權反攻基地或「一中」屋頂下的一個居室。所以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第二共和，即台灣第一共和。這個終結了三百多年外來政權統治的自由國家，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當然是「國與國關係，至少是特殊國與國關係」。李登輝這樣說，有什麼奇怪呢？難道這不是實實在在的歷史事實嗎？

　至於今天李登輝說，中華民國不存在，中華民國只是一個國號。也是事實。連戰所謂「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的那個包括中國、蒙古國在內的一千多萬平方公里的「中華民國」，在世界上找得到嗎？今天的中華民國，難道不就是兩千三百萬台灣人民生存的這片三萬六千平方公里自由國土的國號而已？

　連戰說：這叫「借殼上市」的台獨！一點不錯。中華民國這個國號，《中華民國憲法》這部憲法，就是中華民國被中國共產黨消滅、《中華民國憲法》被中國共產黨廢除之後，中國國民黨外來政權流亡到台灣時，從「死者」身上「借」來的兩張「殼」。這個借「殼」上市的「台獨」你要反！你那個「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又不存在！你反掉了這個借「殼」上市的「台獨」，妳還剩下什麼？

　連戰的騙局，拆穿了就是：以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的「一個中國即中華民國」來偷換他所謂「借殼上市」的中華民國（即以中華民國為國號、在台澎金馬國土之上的自由國家）。這樣，他的所謂「反對台獨」，既反掉了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又反掉了中華民國（在台澎金馬）是主權獨立國家。也就是消滅了作為國家實體的台灣或中華民國在台灣，把台、澎、金、馬這片自由國土和國家主權奉送給「一中」屋主，讓台灣或中華民國在台灣這個自由國家喪權滅國！究竟是李登輝「叛國」，還是連戰賣國，豈非一清二楚？

　 第四、李登輝之「變」，除了「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在變」，他同蔣經國一樣，隨時代、環境、潮流而「變」之外；還有另一種「變」，即個人思想覺悟、認識深化之「變」。他任職總統十二年期間的「變」，多屬前一種。他回到民間之後「大澈大悟」之「變」，則屬後一種。

　李登輝的使命感，志在台灣終結外來政權統治，讓台灣成為台灣人民自己的國家。對於這一點，他在同司馬遼太郎的對話錄《生在台灣的悲哀》中，有清楚的表達：

　以往掌握台灣權力的，全是外來政榷。即使是國民黨，也是外來政權呀！那只是來統治台灣人的黨，必須將它變成台灣人的國民黨。
　我將修改憲法，完成所有的民主改革，最後則是總統直接民選。這些都實現以後，台灣的重大政治性問題，也就迎刃而解。當我想到眾多台灣人被犧牲的二二八事件時，「出埃及記」就是個結論。

　「出埃及記」只是一種比喻，表明台灣人民必須走出被外來政權統治的歷史悲情，成為自己國家的主人。

　從1988到1996的八年，李登輝團結了體制內外的改革力量，擊退了國民黨內外來政權舊勢力的阻撓和中國共產黨的威脅挑釁，成功地完成了他的使命；在1996年三月台灣第一次總統直接民選中，贏得了民主VS.飛彈的輝煌勝利。

　國民黨內盤根錯節的外來政權舊勢力，一部分公開分裂出去，失敗了。如林洋港和陳履安。一部分還隱藏在國民黨內部，等待機會復辟。李登輝對於公開分裂出去的「非主流」派挑戰，認識清楚，反擊堅決。即使遇到舊勢力一時猖獗，不得不暫時妥協，也只是等待積聚體制內外民主改革力量，繼續前進，並不退縮。一九九六年總統直選，李登輝承諾「選後的政治生態需要調整，要不分黨派、族群地延攬各方人才參與政府決策工作，推進司法、行政、教育、財政、憲政五大改革」。他說：「人民要求改革進步的呼聲，日甚一日；而舊結構、舊生態的羈絆，又盤根錯節，舉步維艱。」

　這時出來挑戰李登輝的，已非昔日「非主流」，而是李登輝身邊自己培養的「新主流」了。他們決心阻撓李登輝把台灣的民主繼續推進。他們破壞李登輝調整政治生態，不分黨派、族群延攬各方人才參與政府決策，包括延攬非國民黨人出任行政院長。他們抵制司法、行政、教育、財政、憲政五大改革。

　第一個發難的就是連戰，策動他所控制的立法院內黑金勢力大鬧立法院，高喊「難道國民黨立法委員辛辛苦苦打下來的天下，要讓給別人？」施台生等黑金立委抱住連戰的大腿，把他高高舉起；連戰則裝出勝利的手勢，表示自己「當仁不讓」，以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長。

　李登輝的最大失誤，是低估了連戰及其控制的中國國民黨內舊勢力對台灣政治的危害。2000年台灣總統大選時，連戰與陳履安同台會見記者，保證連戰當選「一定走自己的路」，「用國民黨這塊爛招牌同共產黨談判統一」。陳履安說，「國民黨在大陸爛，在台灣更爛，但它還有一點剩餘價值，就是去同共產黨談判和平統一。在所有總統候選人中，只有連戰有這個資格。由中共的角度來看，宋楚瑜、陳水扁兩人的分量是不如國民黨這塊爛的老招牌，是不能與連戰相提並論的。」他還說，「國民黨作為連戰的後盾，很多人建議李登輝儘快讓出黨主席，李登輝、連戰個性非常不一樣。我當年出來參選總統，是因為和李登輝在兩岸政策上理念不同，連戰與李登輝不同，當選後會有所調整。連戰對李登輝表示尊敬，只是出於倫理考量。」

　連戰隨後就喊出「選陳水扁就是戰爭」，「三月十八日是定時炸彈」恐嚇選民。江丙坤跟著連戰說，「選陳水扁飛彈打來，股市就只剩一百點！」同時連戰密集拜訪反李登輝的非主流大老，營造逼李登輝提前辭去黨主席職務的輿論。還網羅社會惡勢力，如天道盟精神領袖羅福助、貪瀆分子伍澤元等站在他身旁助威，妄圖以戰爭恐嚇、黑金恐嚇嚇出選票。

　李登輝對此懵然不覺，還在南部拚命幫連戰站台助選。連陣營還故意放出李登輝「棄連保扁」謠言，逼李說出他「只支持連戰一人」！直到連戰敗選後自卸假面具，露出猙獰相，李登輝才大徹大悟。

　連戰過去在李登輝跟前帶上假面具，連李的辦公室門口都不敢過。現在露出猙獰相，攻擊、詛咒、誣陷，無所不用其極。這不僅是個人之間的清算鬥爭。連戰要清算鬥爭的，是也視為「惡夢」的這十幾年歷史，台灣終結外來政權走向自由國家的歷史。這是李登輝回到民間之後才省悟到的。

　李登輝原本規劃在退休之後向原住民傳播福音，為什麼「變」了？

　因為他看到了台灣面臨新的威脅。威脅不但來自對岸中國，威脅還來自內部「聯共反台」派。若內外結合，則三百多年來台灣人民開闢的這片故土，十幾年來台灣人民寧靜革命開創的這個自由國家；還存在被顛覆、消滅之可能。李登輝性格中的強烈使命感，使他無法沉默。現在他不但要向原住民，而且要向全台灣人傳播新福音。李登輝認識到，他同司馬遼太郎談到「最後到總統直選」，其實還不是「最後」。總統直選選出的總統，可以帶領台灣人民「出埃及」。總統直選選出的總統，也可以欺騙和威脅台灣人民「入埃及」。今天台灣已經走出三百多年外來政權統治，成為自由民主的現代國家。但許多台灣人的主觀意識，還沒有認同自己的自由國家。一旦「聯共反台」派上台，「入埃及」（套入「一中」絞索）是完全可能的。李登輝擔任國家認同偉大節日的總召集，就是讓台灣人民認識到，形成國家認同的全民共識，是保衛國家生存與自由的重中之重。

　無論是總統時期，還是平民時期，李登輝永遠是台灣人民生存與自由的捍衛者。生命不息，奮鬥不止。

(http://www.southnews.com.tw)

（2003.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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