甫從美國返台，見到一片光怪陸離之現象。兩大政黨中國國民黨和民主進步黨糾纏不清。一些民進黨人幫連戰壓宋楚瑜，叫他乖乖聽話當老二，不要擋了連大總統的領袖光芒。一些國民黨幫閑幫呂秀蓮嚇陳水扁，逼他乖乖找呂搭檔，不然呂就選總統了！又聯手清算蔣經國、李登輝，解構1986至2000的台灣歷史。還有什麼「中華民國VS.台灣國」、「反台獨VS.台獨」之類蠱惑人心的口號，包藏禍心，旨在欺騙全國，矇蔽世界，分裂國民，孤立台灣，以配合中國共產黨的「一個中國，聯合反獨鬥爭綱領」，實現其反歷史、反民主、反國家的聯中滅台大戰略。

　台灣這股反歷史、反民主、反國家逆流，發端於連戰之「惡夢」論。他稱過去十幾台灣民主化、本土化「寧靜革命」的歷史，是一場「惡夢」，要在他手裡「一刀兩斷」！

　歷史不能斷，民主不容叛，台灣不可滅。保衛這段台灣「寧靜革命」歷史，就是保衛台灣人民的生存，保衛台灣人民的自由，保衛台灣人民的未來。

 一、蔣經國的雙重性格 

　《民主在台灣》一書第三章﹝從外來政權到台灣主體﹞開頭，我寫過這樣一段話：

　在共產中國軍事威脅與國際社會不予承認的孤立環境中，台灣以最短的時間，最小的代價，完成了從外來政權的戒嚴統治到現代民主國家的演變，這是廿世紀末的世界政治奇蹟。

　台灣人民實現這個政治奇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我們已經分析過歷史的因素，社會的因素，政治反對力量的因素等等，這些因素提供了台灣人民終結外來專制統治，向現代民主制度轉型的基礎與動力。然而這一轉型在什麼時候啟動，以怎樣的方式進行，還需要一種主導和整合的力量。這種力量可以來自上面體制內的改革派，也可以來自下面體制外的反對派，也可以是上下結合，體制內外民主改革力量的互動。台灣寧靜革命的進程，證明了體制內外民主改革力量的互動，是實現這一東方民主奇蹟的根本經驗。

　是誰成功地主導和整合了台灣的寧靜革命？在體制內，是兩任總統蔣經國和李登輝代表的國民黨改革派：在體制外，是民主進步黨代表的反對力量和民眾廣泛參與的社會運動。他們之間的互動，在台灣人民支持下主導了在台灣終結外來政權、建立現代民主國家的歷史。

　外來政權的最後一個獨裁者，在台灣創建現代民主國家的奠基者，這就是蔣經國政治性格的雙重性。

　這段話是要說明：判斷一個歷史人物，不能脫離他所虛的歷史條件和時代環境的變化，不能脫離他與周圍各種政治社會力量之問的互動關係。歷史人物不可能離開周圍環境任意創造歷史。所謂「英雄創造歷史」，把歷史的進步歸於一人同把歷史的災變歸於一人同樣荒謬。而所謂「人民創造歷史」，若脫離歷史環境，不對當時各種政治力量之間的相互作用作出具體分析，也不過是一句抽象的空話。

　尤其像蔣經國這樣一個人，從少年留學蘇俄到晚年困守台灣，一生所處環境的動盪與個人政治生涯的變遷十分急劇。他在各個歷史時期的思想、作為及其影響，可以判若二人。所以用一個簡單的政治標籤來標定牠的一生是無意義的。為了狹隘的政治目的去拔高他或者貶抑他，效果可能適得其反。

　從這一波台灣的蔣經國熱中即可看到，無論故意拔高製造台灣白色恐怖的獨裁者時期的蔣經國，或者故意貶抑台灣民主改革開創者時期的蔣經國；無論打出蔣經國歸宗兒子的血緣招牌，或者打出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學術招牌，對改變蔣經國的歷史形象均無濟於事。反而暴露出這貌似對立的兩極，其實倒是要途同歸的反民主主義者。

　蔣經國是不是獨裁者？是不是反自由、反民主，台灣白色恐怖的製造者？

　歷史記載下來的，誰也抹不掉。蔣經國自己也坦然承認，不想抹掉。一九五五年，美國學者艾倫•懷丁訪問蔣經國，蔣經國坦承：

　在亞洲，一黨專政是唯一統治的辦法。政工、特務、青年救國團被攻擊得最厲害．美國的誤會也最深，但唯有如此，才能反共。只要中共存在一天，我們就永遠沒有民主。

　這不是一個利用政工、特務製造白色恐怖，打著「青年救國」招牌反自由、反民主的獨裁者的自我招供麼？他就是統治台灣前期的蔣經國。蔣經國自己供認不諱，絕不會欣賞那個歸宗兒子替他遮掩的丑態。

　反自由、反民主的外來政權獨裁者會不會同創建現代民主國家的奠基者集合在一個人身上？

　為什麼不會？這個人就是蔣經國。

　在台灣歷史上，蔣經國的一生，算得上是個獨特的傳奇人物。他的雙重政治性格，正是在他那獨特的歷史環境和個人經歷中形成的。他一生四個時期，跨越三個國家：

　中國　0-15歲，1910-1925，十五年。
　蘇俄　15-27歲，1925-1937，十二年。
　中國　27-39歲，1937-1949，十二年。
　台灣　39-78歲，1949-1988，三十九年。

　若以一生度過的歲月來劃分，前半生三十九年在中國和蘇聯，後半生三十九年在台灣。若扣除自童年至少年的十五年成長期，對他人格形成與事業成敗構成主要影響的經歷，在蘇聯和中國各十二年，在台灣三十九年。

　也就是說，蔣經國的歷史角色，他的失敗與成功，主要在台灣。特別是蔣介石死後的十三年（1975-1988），蔣經國不但在台灣歷史上扮演了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而且在世界歷史上留下了不可低估的影響力，這一點迄今為止尚未被歷史家們充分認識。

　歷史上有兩種人物，一種是時間距離愈遠，同空間距離一樣，其形象愈來愈小；另一種則與空間距離相反，時間距離愈遠，其形象愈大。蔣介石屬於前一種，蔣經國屬於後一種。

　蔣經國的最後十三年，正是世界歷史發生重大變化的十三年。台灣雖小，有被人嘲笑為在地圖上找都找不到的一粒花生米。但台灣的走向，其影響力遠遠超出國土之外。

　如果說，廿世紀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三十年，蔣介石在世界範圍內被毛澤東以壓倒優勢擊敗的話；那末蔣經國的十三年，不但沒有被壓倒優勢的鄧小平擊敗，而且以一個小國走向自由與民主，擊敗了鄧小平那個龐然大國的飛彈與統戰。這後一點的歷史作用，迄今尚未充分表露，將隨著時間的距離而持續擴大。

　蔣介石的最後三十年（1945-1975），從二次世界大戰終結期的世界領袖（與羅斯福、邱吉爾、史大林並列為中、美、英、蘇四大戰勝國領袖）到1949年被毛澤東趕出中國大陸、1971年被逐出聯合國，一敗塗地。根本原因是逆自由民主歷史潮流與人民意志而動。

　蔣經國的前半生也是失敗的。在蘇聯的十二年，是史大林的人質。回到中國的十二年，是父親的追隨者。他的個人空間十分有限。

　在蘇聯，蔣經國受到相當系統的高等教育與軍政訓練，通曉俄文、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政治、經濟、國際關係理論和軍事戰略，在《歷史學》期刊發表過論文。他是著名軍事家圖哈切夫斯基元帥的學生，在列寧格勒托馬契夫中央軍事學院畢業時全班成績第一。畢業前最後一年曾擔任師參謀長。他無論到工廠、礦山、農村，都很快獲得工人與農民信任，做過烏拉爾重型機械場的副廠長兼《重工業日報》副主筆；在石可夫農村被農民選為村蘇維埃副主席。雖說他學的是非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西學」，但以此斷言他的「知識水平、文化學養和其他大多數獨裁者一樣非常平庸」，恐難以成立。

　思想理論上，蔣經國傾向托洛茨基派，並討厭史大林派的王明（陳紹禹）。王明在米夫支持下掌握整人大權，總想整蔣經國。但史大林視蔣經國為有用的「人質」，始終「保護」著他，直到抗日戰爭開始的1937年才放他回中國。

　回到中國，蔣經國從蘇聯領袖史大林的「人質」變成了中國領袖兼父親蔣介石的追隨者和孝子。他在父親規定下補習「中學」，精讀《曾文正公家書》和《王陽明全集》，並廣泛瀏覽經、史、子、集，掌握中國的歷史和哲學。

　蔣經國是否「從不閱讀嚴肅作品」？什麼樣的作品才算「嚴肅作品」？中國和蘇聯的歷史和哲學算不算「嚴肅作品」？這些問題有興趣者無妨探討。讀書多少同獨裁與否有無必然關聯？有興趣者亦無妨探討。我就見過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手不釋卷，讀書與殺人一樣多的中國現代獨裁者兼哲學家兼詩人兼書法家毛澤東，連美國總統尼克森和國務卿季辛吉教授都同他討論哲學呢！季辛吉教授還說，他在哈佛大學任教時，這位獨裁者的著作是他指導研究生必讀的教科書呢！

　我感到驚奇的，是如何能從一個人的日記中沒有記下讀過一本書就得出此人沒有讀過一本書的結論，此種歷史考證法從何而來？

　為了研究魯迅與外界的來往，我閱讀過自1912年至1936年共廿五年間的魯迅日記。與一般人的日記類似，其中記著天氣陰晴，親友往來，書信收發兼及生活點滴。

　記到讀書的，只有第一卷。1912年（即民國元年）魯迅在「教育部視事」時，記有：「枯坐終日，極無聊賴」，「假《庚子日記》二冊讀之，文不雅馴，又多?奪，皆記「拳匪」事，其舉止思想直無以異于斐澳野人」云。我不知《庚子日記》算不算「嚴肅作品？如不算，其他就沒有了。

　魯迅自陳，他工作時伏案寫作，寫累了移身躺椅讀書，即是休息。讀書即休息，自不必記。但遇到與親友同享螃蟹，倒有記下的。如：
　1932年10月23日星期。睛。下午三弟及蘊如攜嬰兒來，留之晚餐並食蟹。
　27日曇。上午廣平買陽澄湖蟹分贈鐮田、內山各四枚，自食四枚於夜飯時。
　30日星期。晴。下午蘊如及三弟來，留之夜飯並食蟹。

　魯迅夫人許廣平在北京時，我曾請教她《魯迅日記》為何特別記食蟹事，答案很簡單，魯迅愛食陽澄湖大閘蟹，此物不常能購得，許廣平見到上市，魯迅必囑彼多買些與親友同享，日記中記上一筆，聊表心情耳。

　我舉此例，並非要「推論」蔣經國像魯迅一樣讀書不入《日記》，乃對以《日記》無記載論斷某人「從不閱讀嚴肅作品之奇怪「考證」法略加「證偽」而已。

　對蔣經國研究來說，重要的是認識他在台灣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扮演了怎樣的角色？是順應歷史潮流的改革者？是阻止歷史前進的絆腳石？還是猛開歷史倒車的復辟派？

　面對滾滾而至的歷史潮流和轉瞬即逝的歷史機會，關鍵的歷史人物在關鍵時刻作出何種選擇，可以使未來的歷史走到完全不同的方向。蔣經國開始成為主宰台灣命運的獨裁者，是在廿世紀七十年代。那正是全球戰略形勢發生重大變動的關鍵時刻。而蔣經國，正是那個關鍵時刻決定台灣未來命運的關鍵歷史人物。什麼是蔣經國面對的歷史條件？

　第一、美國和蘇聯兩大營壘的冷戰進入中期。蘇聯的軍事擴張聲勢逼人，美國相對處於守勢。美國為了保持其全球戰略地位，改變其亞洲戰略，從長期孤立共產中國，轉向聯合共產中國共同制衡蘇聯。

　第二、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自南歐國家悄悄興起，有席捲世界其他地區之勢。

　第三、中國渡過了「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孤立處境，進入了聯合國，從毛澤東時代的鎖國政策（「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向鄧小平時代的開放政策轉變，確立其世界大國地位。

　第四、上述三項重大變動，都衝擊到中國國民黨流亡政權在台灣的統治。這個外來流亡政權本來是靠美國支持才得以維持其在台灣的存在。國民黨戒嚴統治的「精神支柱」是「反共抗俄，光復大陸」。現在其靠山美國已「聯共抗俄」，這根支柱即告粉碎。戒嚴統治抵制民主潮流的藉口也是「反攻復國」，如蔣經國所言，「只要中共存在一天，我們就永遠沒有民主！」今中共已成美國抗俄「盟友」，此一藉口亦不復有效。而最大的衝擊，是鄧小平改變「聯美制俄、擱置台灣」（一百年後由子孫後代去解決」）的毛澤東戰略；推動「聯美壓台」，要美國幫助把「台灣歸回祖國」提上「和平統一時間表」的新戰略。

　美國解密的歷史文件表明，美國政府從支持在台灣的國民黨獨裁政權轉向支持在大陸的共產黨獨裁政權之時，並沒有幫助台灣的民主化，而是恰恰相反。尤其是號稱「人權總統」的卡特政府，對台「斷交、撤軍、廢約」，幫助共產黨獨裁政府壓國民黨獨裁政府「和平解決台灣問題」。

　所以斷言蔣經國是因為「當時美國與人民的壓力，已經大到讓他無法承受」，不得不「移開阻礙民主發展的唯一障礙──他的獨裁」，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錯誤論斷。

　蔣經國當時面臨的不是「唯一」選擇，而是三種選擇。

　第一種：屈服於中國共產黨獨裁政府和美國政府斷交、撤軍、廢約的壓力，接受鄧小平的「善意」，恢復國共和平談判，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共同解決兩岸統一問題。

　這不但是鄧小平戰略，也是美國卡特政府奉行的布里辛斯基戰略。布里辛斯基在他的《大失敗》（Grand Fanure）一書中，明確主張台灣在中國鄧小平的「商業共產主義」統治下，「繼續保持其商業自由」。

　鄧小平曾經千方百計，尋找說客說服蔣經國接受他的「優惠」條件，坐上談判桌。他的「一國兩制」設計，也是針對台灣和蔣經國想出來的，那時他腦子裡還沒有香港呢！直到1985年，鄧小平對蔣經國仍未死心；那年他請蔣經國和鄧小平的共同朋友李光耀專程赴台，同他在莫斯科的老學弟蔣經國表達「問候」。事後蔣經國會見美國在台協會代表丁大衛，要他告知美國政府：李光耀來台轉達鄧小平對蔣經國的問候，意在促成「第三次國共合作」，談判「統一」，蔣給予否定回應。

　根據當時情勢，蔣經國若作出這第一種選擇，鄧小平高興，美國也輕鬆，對蔣經國個人並無困難。蔣經國不但照舊當他的台灣王，還能到中國中央政府弄個國家副主席之類當當。甚至代表中國去聯合國跑跑、同鄧小平共獲諾貝爾和平獎都有可能，連季辛吉、黎德壽、卡特都得過呢！

　至於「人民壓力」，在當時戒嚴統治下，若蔣經國決心作出這種選擇，以他獨裁性格的那一面來嚴厲壓制內部反彈，恐怕人民也難以聚集力量阻擋得住。

　第二種選擇，是繼承蔣介石的哲學，「以不變應萬變」。繼續拚經濟，政治上「維持現狀」。這是國民黨內部的主流傾向。這個流亡政權在風雨飄搖中已經維持了三十七年（1949-1986），而蔣經國那時已是風燭殘年，他完全可以再維持兩年，留給台灣一個不確定的未來。對蔣經國個人來說，這是最容易的一種選擇。

　第三種選擇，就是同過去決裂。同過去的國民黨獨裁政權決裂，同過去獨裁者的蔣經國決裂，順應歷史潮流前進，帶著台灣告別過去，走上新路。

　蔣經國選擇的，正是這一條對於他個人，對於他的黨，對於他的政權，都屬於最困難的新路。蔣經國以他自己的歷史哲學，「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取代了他父親的哲學「以不變應萬變」，帶領他的人民跳進了歷史大變動的驚濤駭浪。以至直到今天，無數事實證明他選擇的是一條最好的路，人們仍未能理解他，懷疑這個獨裁者「動機」何在？

　事實上，蔣經國對他的選擇將導致的未來是十分清醒的。當民主進步黨成立，蔣經國力排眾議，不予處置，並決定開放黨禁之時，沈昌煥提醒他，「這樣做，國民黨將來可能失去政權的！」蔣經國回答：「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

　這個斬釘截鐵的回答說明了一切。昔日獨裁者的「動機」，就是在台灣結束獨裁，讓台灣走向自由的未來。

　這樣的決裂，在蔣經國生命中不是第一次。

　1927年4月在莫斯科，十七歲的蔣經國同他父親蔣介石決裂。當他聽到蔣介石在上海屠殺工人和共產黨員時，給他父親寫了公開信：

　介石，我不認為你會聽到我要說的話，你也可能根本不想讀到它們。但是，不管你讀不讀到，我都要寫出來。今天我要重覆你曾經在信裡告訴我的話，「謹記住革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要務，我願為革命赴湯蹈火。」現在我要說，革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要務，今後我不再認你為父。

　十年後他回到父親身邊。又在台灣繼承了他父親的政權。七十六歲時他再次同過去決裂。這一次是同舊制度決裂，是告別舊時代，跨進新時代。可以說是同他父親的第二次決裂，同時也是同過去的自己決裂。這種決裂是蔣經國性格中固有的。一位接近蔣經國的朋友告訴我，與蔣經國相處，感覺其晚年的變化，有一種「贖罪」的心態，而且非常急切。我認為這位朋友的觀察是準確的。從我所接觸的資料，自1986年3月29日國民黨十二屆三中全會蔣經國提出「政治革新」，到他去世不到兩年的時間內，他坐在輪椅上，幾乎是以追趕自己即將逝去的生命那樣一種急迫感，在把台灣推進生命之流。

　不錯。蔣經國在台灣歷史上起決定性作用的轉變，蔣經國的「贖罪」，就是這短短的兩年，比他有罪的歲月短得多。但這是改變台灣歷史的兩年。當歷史機會來臨時，歷史人物在轉瞬即逝的關鍵時刻作出的選擇能夠改變歷史的方向。蔣經國那位莫斯科同學鄧小平，在廿世紀八十年代的歷史機遇比蔣經國好得多，中國也比台灣先進入改革開放進程，擁有廣泛的國內支持和國際支持。然而，當蔣經國宣布在台灣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之後，鄧小平卻在北京宣布戒嚴，把坦克開向天安門。這兩個人作出相反方向選擇之時，也就是選擇了台灣與中國關係的未來。

　蔣經國選擇「革新保台」，把台灣推進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潮流；他所選擇的不只是台灣的生存戰略，也是台灣的中國戰略，台灣的全球戰略。

　上文提到，鄧小平對蔣經國的「統戰」，最後一次是1985年李光耀的台灣之行。到1986年鄧小平才死心。中國官方出版的《遏制台獨》一書中指出：「蔣經國倡導並推動的政治革新，是台獨的溫床，使台灣社會從此走上台獨的歷程。」

　鄧小平清楚，台灣只要走上民主之路，就是走上台獨之路。所以他才對戈巴契夫說：「我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灣問題，恐怕看不到解決的時候了。」

　蔣經國自己當然清楚，只有民主化才能確立台灣主體，台灣才能生存於自己的國土，台灣才能與中國並存於台灣海峽兩邊，台灣才能獨立生存於世界。這就是蔣經國選擇的台灣的生存戰略，台灣的中國戰略，台灣的全球戰略。只有那些口稱「台獨」成口稱「反對台獨」，卻不知「台獨」為何物的台灣人才糊里糊塗。

　對蔣經國來說，如此重大的歷史轉變，要以他有限的生命去做，能不急迫？他不但要走出決定性的最初幾步，打下後人難以逆轉的基礎；還要選擇適當的後繼者。

　這一切，蔣經國做到了。不錯，是在強大的壓力之下，蔣經國以更強大的使命感與意志力，以自己最後的微弱生命做到的。

　這就是蔣經國的「贖罪」。一個偉大的贖罪者。

(http://www.southnews.com.tw)

（2003.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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