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不知道為什麼，從三二○總統大選結果出爐之後，我一直想起陳水扁年競選台北市長連任失敗的感言。其中有一段是這樣的：「我們一同打完辛苦的一仗，我們曾經一同歡笑，一同流淚，雖然一次又一次的吶喊，一波又一波的熱情，沒能改變這場選舉的結果，但是我們都盡力了…對於這麼多關心我，認同這塊土地，關心改革發展與民主未來的朋友們，我想說一聲對不起。我們雖然沒有失敗，但選舉的結果就是輸了，不管是什麼因素，我們都沒有辜負這麼多熱情朋友的期待。」
如果上述這段話是出自三二○當晚連戰的口中，那台灣的民主不是更往前跨出了一大步嗎？那台灣社會的分化與對立不是有可能慢慢趨於平緩嗎？然而，我們失望了。也許總統府前廣場的人看起來很多，但對絕大多數的台灣人民來說，這些人的激情是他們所不想繼續看到的。
從連戰站在台上宣布他將提出「選舉無效」那一刻開始，台灣陷入了空前的危機，不確定的危機，暴動的危機，分化的危機，仇恨的危機。選舉沒有結束，對立沒有過去，在總統府前泛藍的民意代表輪番上陣號召支持者抗爭，惡毒的語言，煽動的言論，在這些人嘴裡，勝選的陳水扁是個千罪該萬死的國家罪人，而選他的六四七萬台灣人民如果不是白癡便是共謀。
儘管連宋二人在選前承諾台灣人民選後將致力於族群和解，拚和平、拚經濟，不過，那種放不下的權力慾望使他們把個人的利益放在國家社會利益之前。所以，選輸了就不用拚經濟、拚和平；所以，選輸了就不用族群和解。選前說得天花亂墜，選輸了就把支持者帶到街頭，拒絕承認大選結果，拒絕在體制內尋求公平正義，拒絕把政治交給司法，這絕不是民主，這也絕不是法治，這是傲慢的政治人物不願接受人民所做的決定。
從三二○晚上開始，選舉的勝利者變成無聲的大眾，明明是多數的一群硬是被人說成是白癡與渾蛋。勝利的一方必須偷偷摸摸地慶祝勝利，不能走到街上，不能大聲歡呼，當多數的一方必須保持沈默時，我們又跟過去威權體制時代有何不同？我們的社會因著這些人存在，於是構成了一個病態的社會，民主社會的簡單原則被明目張膽地丟棄在街頭，若干政客還厚顏無恥地說自己的所作所為是真民主，真自由。這些人總是活在過去，總是認為藍色的永遠不會輸，這種信念強大到足以把任何對手的勝利都化約成作弊與欺騙。
這幾天來，少數泛藍的支持者讓我們瞭解一件事：儘管陳水扁做了台灣四年的總統，不過，他們從來沒有把他當成是國家元首。陳水扁這三個字對他們來說，所表示的只是一個憎恨、輕視、嘲笑、謾罵的對象而不是代表我們的國家。這就說明了為什麼他們對總統的槍擊事件是抱著如此懷疑的態度，一個國家元首遭槍擊，卻被要求要當眾掀開肚皮來滿足他們的好奇心。
我不想搬出什麼君臣倫理，我們所處的時代不是這麼帝制與封建；我也不想搬出什麼人性天良，訴諸人權與道德，這些東西對充滿仇恨的人來說一點用也沒有。讓我們來假設一個情況：如果總統遇刺是真的，而且警方逮捕到的兇手是泛藍的支持者，那今天檯面上這些拿著麥克風要驗總統肚皮的政治人物們，未來要拿什麼臉出來選？
仇恨淹沒了理性，擺在眼前的敗選讓人喪失了政治判斷，一群彷彿沒有明天的政客們只能看到眼前，緊緊抓住身邊跟著他們搖旗吶喊的支持者，把他們當成唯一的憑藉。就這樣，不想承認失敗的政客與不願接受事實的支持者沈溺在總統府前的廣場，進行台灣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集體政治自慰，他們共同編出一個「我們沒有輸」的阿Q假象，然後透過弱智的電子媒體要求大家共同加入這個假象當中。
這就讓人不得不為台灣的政治感到悲哀。原來我們只有民主的形式，但民主的內容其實是空的。我們事實上沒有少數服從多數的概念，或者應該這麼說，少數服從多數只是一個理論，它要不要實踐還得看當選的人是誰來決定。諷刺的是，社會中的若干人對蔣介石、蔣經國這些威權統治者畢恭畢敬、念念不忘，不過對人民一票一票選出來的總統卻嗤之以鼻、恨之入骨。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難道國家元首一定要像過去一樣把戰機坦克搬出來，人民才會尊重？民主國家的元首受傷了，不用把肚皮掀出來讓反對者來驗傷，民主社會中的人民，也不會想去看總統的肚皮。如果陳水扁被迫要當眾掀開肚子，這將是台灣民主政治上最悲哀的一天。受辱的不只是他個人，而是那選他當總統的六四七萬人民，而是這些人所代表的集體意志，而是我們的整體社會。
話又說來回來，其實，選後泛藍的政治人物會在總統府前一個比一個賣力地「演出」，是件迫不得已的事。想想看，邱毅所屬的高雄市選區，連宋輸了十萬票，他如果不賣力一點站在宣傳車上指揮大家把法院的大門衝破，那他拿什麼臉來面對一張張質疑他輔選不力的臉孔？而他又如何能在年底的立法委員選戰中獲得泛藍陣營的提名。
同理，總統府前的廣場是一個輔選失利者將功贖罪的大舞台，那些要選立委的藍色政治人物都要上台聲嘶力竭一番，兩個主席都選輸了，再不拚一點，自己的政治前途也隨著敗選而煙消雲散。但，問題就出在，他們這麼拚命，付出代價的卻是台灣的民主、台灣的社會、台灣的經濟，與台灣的未來。
寫到這裡，我突然瞭解連宋二人面對敗選的策略了：他們千方百計地想在支持者的心目中製造一個「我們沒有輸」的感覺。在這個最高策略的指導原則下，泛藍陣營把所有個別選務人員可能的疏失解釋成集體作票，把總統的遇刺解釋成苦肉計的陰謀，把一切交給司法的民主原則解釋成民進黨的心虛。
這樣一來，他們便從「失敗者」搖身一變成為「受害者」，而作為一個「受害者」，他們一方面可以繼續接受支持者的搖旗吶喊而延長本該結束的政治生命，另一方面，國親兩黨的氣勢也不會一瀉千里，年底的立法委員選舉才有可能東山再起。
這是相當高明的政治智慧，不管將來驗票的結果如何，這個策略使他們不用即刻面對失敗的窘境，就算驗票之後還是輸了，民眾的情緒也平復了，而且，更重要的，陳水扁的氣勢經過他們這一攪和，勝利者不像勝利者，未來這四年的日子當然也不會太好過。
我在電視上看到中央選舉委員會主任委員黃石城面對國親兩黨立委的砲轟與質疑當眾發飆，他指著這群立委的鼻子罵：「你們這些政客，我瞧不起你們。」我注意到黃主委說這些話時那些偉大的立法委員的神情，他們沒有罵回去，相反地，當時的局面有著幾秒鐘面面相覷的尷尬。然後，立委們開始自己打圓場，會後大家還搶著跟黃主委握手，這大概是我這幾年來在電視上所看到過的立法委員最吃鱉的一場演出。
這場不是很醒目的演出有著很深的意涵，它告訴我們人民如何對待無恥政客們的正確態度與方法。的確，如黃主委所言，立法委員沒這麼偉大，台灣人民在這歷史的關鍵時刻裡，務必張開眼睛仔細看，仔細記住是哪些人在鼓吹民眾走向暴動，是哪些人站在宣傳車上撞司法機關的大門，是哪些人在把自己的政治利益擺在國家社會之前。這些人沒有這麼偉大，而且，我們應該要這樣堅定地告訴自己，台灣社會若是沒有這些人，我們會過得更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