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當代西方的思潮中充滿著各式各樣的「後」學，舉其大者如後現代主義，後結構主義，後殖民主義等。學界對這些主義一直存有正反兩極的看法，爭議的重點在於那個「後」字。反對的人認為，如果「後」指的是某個舊東西的終結以及新事物和想法的出現，那麼上面我所講的這三個主義的正當性全部都必須劃上個大問號。
蔡同榮在上個月底終於退出民視了。這兩個禮拜以來，我一直在等待台灣的媒體對於他的退出做出「後蔡同榮時代」的反應，不過我等來等去卻一直都等不到。
如果我們稍加留意前一陣子關於蔡董退出的新聞報導，絕大多數的處理方式都在問，他的退出對於陳水扁總統的連任有沒有加分的作用，幾乎沒有任何人有興趣討論「後蔡同榮」時代媒體自身的前途及命運。在凡事都講究近距離偷窺的台灣媒體大環境之下，蔡同榮退出民視這一個與自身媒體環境及其改造有著極度相關的事件上，記者先生小姐們倒是很有默契地與新聞事件保持距離：他們好像在講一件與自己無關的事。
這就讓我感到十分困惑：為什麼台灣的媒體對他的退出沒有任何喜形於色的表現？照道理說，走了蔡同榮，媒體應該大加慶祝才對，因為，在象徵的意義上，它代表著媒體從不當的政治介入中掙脫出來。過去我們常常形容媒體被政治力量掐住脖子，不過，為什麼當這雙掐住脖子的手放開之後，媒體似乎連一點歡欣鼓舞的感覺也沒有？我們看不到媒體趁著這個機會追求自身的主體性，我們看不到媒體主動要求其他政治人物也一起退出，我們看不到媒體利用他的退出給自己一個革新再造的機會，原本這應該是個絕佳的歷史契機，不過，台灣的媒體眼睜睜地看著這個機會錯過。
蔡同榮此刻也許很後悔，在退出之前這麼多雙眼睛在注視著他的決定，然而，在退出之後，媒體卻一點也沒變，亂的照亂，爛的照爛，這很諷刺地印證了他退出之前一而再再而三說的話：他當民視的董事長對台灣媒體的亂象只有非常小的影響。
對於台灣媒體關於自我改革所表現出來的冷淡，最常見的解讀方式是：台灣的媒體受制於一些結構性因素，比如說，惡質的市場競爭。在結構性因素沒有除去之前，改革是絕無可能。某種程度來說，這種說法是對的。不過，用這種說法來解釋問題常常會導致一種行動無用論：反正一切都是結構，所以身為媒體工作者什麼都不用做，因為做了也是白做。
我知道有一些記者先生小姐他（她）們所能想到的最美好的事物，就是每天上叩應節目瞎掰一通卻能名利雙收。不管從什麼角度來看，這些人的所作所為不是在撼動這個令人窒息的結構，而是在助長其生命，增加其能量。我也知道記者內部對這些叩應記者一直存在檢討及批判，不過，到目前為止，沒有人有權力及權利要求他們不要繼續他們的所作所為。這反映出當前台灣媒體一個最奇怪的地方：阻止台灣媒體改革的不是外在的敵人，而是身邊的同事。
其實，每隔一陣子台灣社會就會吹起媒體改革的號角，蔡同榮退出民視就是其中之一。事實上，台灣的確有機會在媒體歷史上留下一個「後蔡同榮時代」，不過，由於缺乏行動，終究「後蔡同榮時代」只是一個虛構，因為什麼東西都沒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