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需要怎樣的中國政策

　台灣正在準備明年的總統選舉，對台灣的國家定位與對中國的政策，已經成為目前初選的熱門話題。在這個問題上，由於中國國民黨的黑箱作業及終極統一的目標而需要看北京的臉色，與他們討論是非問題沒有甚麼意義，但是，在綠營內部，卻有不同見解而需要好好討論，這樣可以分清是非、集思廣益、取長補短，完善對中國的政策。

　制定中國政策，必須對台灣與中國這兩個國家先進行明確的定位。台灣是主權國家，這點必須清楚定位，至於名稱叫甚麼，還有不同認識，這有幾個原因：一是歷史遺留下來的法理問題，二是中國的壓力導致缺乏國際認可。也就是說，目前雖叫中華民國，以後則是正名與法理獨立的問題。

　但是，即使是中華民國，也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因為它具備了作為國家的基本條件，如土地、人民、政府、主權。因此，這是對台灣國家定位的底線，如果這個底線守不住，民進黨就變成中國國民黨了。

　此外，需要明確的是，台灣已經是民主國家，過去蔣氏父子雖然自稱隸屬「自由世界」，但是，台灣的中華民國並不自由，也沒有民主，這是制度上的定位。

　對中國的定位，基本一點，它是共產黨領導的一黨專政的國家，因此，具備兩個特點：一是獨裁專制，二是流氓痞子。

　從民主對抗專制來說，兩者應該沒有妥協的餘地，因為這是根本對立與不相容的價值觀。如果有甚麼妥協的話，那是形勢所逼，往往就是力量對比暫時不能壓倒對方。因此，暫時的妥協，實際上醞釀未來更激烈的衝突。流氓痞子做壞事的手段無所不用其極，但也欺軟怕硬，這是對付他們所必須了解的。

　國共內戰，一直到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早期的隔海對抗，從國際角度來看，是自由世界與共產世界的對抗；從國內角度，則是不同利益集團的內戰。但是，台灣成為民主國家後，就轉化為自由民主與獨裁專制的對抗，是目前身在台灣的民主國家與中國這個獨裁國家的對抗。這點不能有任何含糊。

　然而，對抗不是簡單的對抗，原因在於，中國是具有五千年中華權謀文化的流氓國家，加上中國與台灣土地、人口太懸殊，所以，必須要很有策略的對抗。這方面，需要更多的妥協，更靈活的策略，但也必須有更清醒的原則與底線。而要以小勝大，以弱勝強，策略的重要性更不容低估。但是，關鍵時候該強硬時必須非常強硬。

　毛澤東在國共內戰時期曾經說過：「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台灣對抗中國的處境，類似當年共產黨對抗國民黨的處境；而目前中國對待美國的態度，也雷同當年共產黨對付中國國民黨的態度，充滿欺騙。

　被毛澤東譽為「三大法寶」的「統戰」，就是最大限度的孤立自己的敵人，這裡面包括團結次要敵人來打擊主要敵人。當年國共內戰，共產黨這一套很有效，把對蔣介石不滿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統了過來，還把不是蔣介石嫡系的國民黨軍隊，包括地方勢力都統了過來，導致國民黨四分五裂，蔣介石最後敗退台灣。

　中共為了打擊在台灣的蔣介石，也曾企圖統戰民進黨前身的「黨外」人士。他們可能接受統戰有三個原因：
　第一，蔣介石統治下的台灣，外省精英享有特權，黨外代表中下階層利益，追求公平正義，政治光譜上屬於「偏左」，這與中共的「左」有相似之處，因此，似乎有共同理念而容易結成統一戰線。實際上中共早期的左，到進入農村建立政權就逐漸變質為新的特權集團，現在是看得越來越清楚了。

　第二，中共早年支持台獨，那是顛覆當時政權的需要，自己掌握政權以後就完全變臉了，這欺騙了一些台獨人士以為中共主張「民族自決」。

　第三，黨外反對的是統治台灣的中國國民黨獨裁政權，中共也反對中國國民黨政權；前者是民主運動，後者卻是利益集團之爭。但是，因為有共同敵人，所以，共產黨與黨外也容易結成統一戰線。

　過去共產黨如何統戰台灣的黨外人士我不清楚，但是，我知道當年的台獨元老對共產主義理論也有相當研究。文革結束後，相信不少台獨元老對中共的專制獨裁本質有了比較清楚的認識，但因他們所切身感受的是中國國民黨的白色恐怖，對共產黨的紅色恐怖還缺乏具體感受，因此，有些人會覺得中國國民黨比共產黨壞。

　對共產黨缺乏深刻的認識，會影響對中國政策的制訂。例如，八○年代初期，前中國海協會常務副會長唐樹備擔任中國駐洛杉磯總領事時統戰過許信良，因此，許信良後來的「大膽西進」，除了因為黨內權力鬥爭失敗的因素外，自然也是中共當年統戰的發酵。

　民進黨執政後對中共政策的搖擺，也與對中共的認識不夠有關。他們的台獨主張主要基於台灣民族主義而不是台灣的民主主義，因此，對中共的本質缺乏認識而有幻想，導致政策上的搖擺。這在中國國民黨的李登輝擔任台灣總統，推行本土化以後也有所表現。

　一九八九年北京的六四大屠殺，是中共罪惡的再一次暴露，說明中共的所謂「改革開放」，並沒有導致它在本質上的變化。但是，在西方國家對中國進行制裁的時候，台灣朝野卻向中國示好，以為這樣可以得到中國的善意回報。

　於是，台商競相到中國投資，給共產黨輸血，使中共很快度過難關。但是，共產黨也很快顯示「過河拆橋」的面目，例如，一九九三年千島湖事件的惡形惡狀，以及一九九五年開始對台灣的軍事演習與次年對台灣發射飛彈。

　對這樣一個流氓政權，台灣認識到了嗎？雖然李登輝總統曾經一針見血的罵它為土匪政權，並且毫不畏懼的對抗武力威脅，然而，在中國不斷用利益來誘惑台灣，以及台灣國內政治鬥爭的需要，他對中共的看法會不會轉變？

　連戰、宋楚瑜的「聯共制台」不必說了，就是執政的民進黨內部，頭腦清醒的有多少？最近民進黨總統初選，人們對謝長廷提出質疑，說他曾經認為高雄與廈門是「一國兩市」，等於變相的「一國兩制」。然而，我們也不要忘記，在連宋奔赴中國時，當時的民進黨主席蘇貞昌說他也想訪問中國，為「中國熱」加溫。

　而連宋「聯共制台」時，台灣沒有招架之力，也與陳總統的態度有關；據說，陳總統希望宋楚瑜能為他帶話到北京，既然如此，又怎能對他們進行反制呢？不但自己不反制，在民眾自發進行反制時，還遭到藍營人士毒打而釀成「四二六事件」，掌握公權力的民進黨政府居然沒有為自己的支持者主持公道。

　在這裡，我不是說對中國強硬到底而沒有妥協的餘地，或者完全不應該與中國溝通。我們可以做這些事情，但是，必須設定底線，必須做最壞的打算，否則就不會應付危機而導致政治上的損失。

　我們應該做的是：第一，不能矮化自己的主權與傷害自己的尊嚴；第二，任何接觸都是一場爭取輿論的宣傳戰；在中國沒有言論自由的情況下台灣只能處於劣勢，因為中國可以利用台灣的泛藍媒體與政治人物夾擊台灣，但台灣很難得到同情台灣的中國國內異議人士的聲援。如果明白這點而不只是作秀的話，就不會熱衷於訪問中國或與中國進行政治談判，而做球給中國做宣傳並且打擊台灣了。

　甚麼時候台灣與中國可以有實質性的「和解共生」，並且進行政治談判呢？只有中國啟動了政治改革，解除了黨禁、報禁。但是，目前還看不到這個跡象。在這個情況下，任何與中國的接觸，很難是真正的平等，因為他們只有霸權的心態而沒有自由、平等、博愛的觀念。

　所以，要根本解決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只能拖，台灣做好內部的國家認同，等待中國的改革，這方面台灣應該給中國壓力。在「等待」期間，台灣必須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方面做好安全措施，不容共產黨滲透。因為誰也不知道要等多長，共產黨是否會等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