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暴衝西進與全球佈局

　520馬政府就職後，對中國之經貿政策可以一句「暴衝西進」來加以形容，短短一個月內就完成了客運包機及陸客來台、小三通全面擴大，人民幣雙向兌換及取消對中國的投資上限等。

　但話又說回來，上述的鬆綁政策，早在兩年前民進黨蘇內閣就已積極規畫，只是在「經續會」（2006年6月）被以台聯黨為主的本土經濟派（主張全球佈局）所阻，而未能實現而已。若當時蘇修路線闖關成功，此一「暴衝西進」應已大部分完成於2006年。或許，蘇內閣對中國開放之港口，不會像馬政府那麼多（只限於桃園、小港），但還是殊途同歸，對中國傾斜、終極統合的結局即沒有兩樣。

　「銀行登陸」、「兩岸金融鬆綁」也是2006年經續會的一場重頭戲，當時的行政院亦積極策畫跳過政府間的MOU（金融監理約定），讓銀行登陸。此一議案，同樣在與台聯等本土經濟派的熱烈攻防中被擱了下來。

　暴衝西進派在經續會之折翼，並未如策畫者所言，「外資將離台而去」、「台灣經濟將會是一盤死水」，反而從此台灣經濟步上民進黨八年執政經濟表現最為亮麗的兩年時光。股市，由7月17日6,232點的低檔，緩慢爬升，2007年10月30日創下了9,859之高點，升幅達到.2％，市值增加達7兆6千多億元。

　代表整體經濟表現的經濟成長率亦在2006年恢復至4.89％的中度成長，2007年更進一步達到5.46％（後調整為5.7％），超越了韓國的4.9％。繼2002年8吋晶圓登陸的大攻防後，在近年台灣經濟史上，台聯可以說是再度扮演了台灣經濟的「守護神」。

　二、傾中路線掌握全局

　只是好景不常，2008年1月的立委選舉，主張全球佈局、反對向中傾斜的唯一「經濟本土派」政黨──台聯，受「小選區制」之制約，在國、民兩大黨之夾殺中全軍覆沒（註：2005年國、民兩大黨聯手通過包括小選區制的修憲，其目的是消滅小黨之存在空間），對中國大幅鬆綁，從西進尋求台灣經濟將來的思維，成為台灣兩大政黨之共識。3月，國民黨終於在選戰中以「西進本宗」之姿態，獲得勝利，開啟了親中路線掌握全局之局。

　三、亞太金融中心、籌款中心之思維復活

　7月1日，新任金管會主委陳樹走馬上任，所謂「新官上任三把火」，他第一天就發下豪語：說「四年內讓本土銀行ROA達到1％以上，並將成立亞太金融中心協調委員會，依人才、資訊、整併、創新、誠信等組別推動亞太資產管理中心、亞太區域籌資與融資中心、亞太金融服務中心等三大中心」。

　施政要有目標與理想，這一點我們予以肯定，但是，目標與理想之設定，須與現實切合，切忌好高驚遠。其實，亞太金融中心並非新的構思，早在1995年，行政院就已提出包括「亞太金融中心」的「亞太營運中心計畫」，結果毫無成效；西進統派當然就把此夭折的原因，制式的歸責於李登輝總統之戒急用忍政策。

　但真正的原因應在於不自量力，因為台灣根本不具此一條件，這也是韓國、日本、越、泰都不敢奢望成為亞太籌款、金融、營運中心的主要原因。

　台灣要成為亞太營運中心，必須至少具有以下三個先天條件之一項：

　（1）對岸中國是十餘個林立的國家，言語文字都不同；或
　（2）對岸中國沒有上海、香港、天津等港口，且將來也沒有，整個中國採取如明、清的鎖國政策，讓台灣有揮灑的空間；
　（3）台灣的土地不是只有3萬6千平方公里，而是360萬平方公里，人口也不是只有二千三百萬人，而是二億三千萬人，亦即經濟規模足以與中國抗衡。

　顯然台灣不具上述條件之任何一項，無此條件而奢談，有如青蛙要如烏鴉在天空飛翔那樣，不切實際。

　倫敦之能成為金融中心，是它曾經有「日不落國」之國力優勢與英語民族（以盎格魯撒克遜人為主）的加持，紐約亦是。香港即有一個廣大的中國，上海崛起之後，起碼還有華南、珠江之廣大腹地。新加坡既扼有麻六甲海峽之咽喉，附近也沒有強大的國家，它曾經是盎格魯撒克遜經營東亞的根據地。

　「肥水不落外人田」，經濟崛起後，成為台商生產工廠的中國，會讓台灣成為亞太運籌中心嗎？台灣有高雄，我（中國）也來一個洋山港，看看貨櫃輪還會不會彎靠高雄？只要生產基地盡失，就沒有人會來裝貨的。

　同理，沒有成長的經濟，金融中心也只是畫餅充飢而已。換言之，穩健有效的金融政策宜在全盤的經濟策略思考下進行，兩岸金融之鬆綁即必須以能壯大、健全台灣本土之經濟及金融為前提，心存僥倖，先拿開放兩岸金融當宣傳，以好高驚遠的金融中心、籌款中心做為幌子，絕不能解決台灣的金融與經濟。

　四、腹瀉加瀉藥：金融鬆綁的盲點

　建構亞太營運中心是劉內閣此次兩岸金融第一次大鬆綁的論述基礎。但亞太營運中心，如上述，是一個遙不可得的目標，將一個國家的經建、金融的發展建構在這一虛幻的理論，結果會如何己不言可喻。

　民進黨執政「空轉」八年（註：泛藍對扁政府的評語），其實亦與此有莫大的關係。扁政府所推動的「運籌中心」、「積極開放」、包機直航、小三通及蘇內閣所規劃以3B（bridge，brain，brand）為三大訴求的「2015年經建藍圖」，其實質內涵就是基於「亞太營運中心」的構想。

　此次劉內閣第一次金融大鬆綁最大的盲點，是它誤信「開放」是解決問題的萬靈丹。面對低迷的股市，行政院6月26日召開院會，通過開放兩岸金融之五大措施，但推出來的竟然是：
　（1）開放在港上市台商回台上市櫃暨發行TDR；
　（2）境內、境外基金投資大陸地區股票上限，由0.4％放寬為10％，投資港澳H股與紅籌股上限自10％放寬為100％；
　（3）開放券商赴中國投資證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及期貨公司，由企業淨值的10％提高為30％。

　以上三項措施，都足以促使台灣資金西流中國，相對減少台灣股市的資金水位，無疑是腹瀉服瀉藥，不死也會半條命。

　7月初台股之大跌（註：自馬總統520就任至7月16日，台灣加權指數由9395.2大跌至6,710.64，跌掉2,584點，跌幅27％為世界之最）。上海股市之反轉上揚（註：上海指數7月1日指數為2,651，7月9日收盤2,920.55，升10.16％），應與此有關。

　五大措施中屬於資金之進項者，只有基金型的外國投資機構免再出具資金非來自大陸地區聲明一項（註：另開放台灣ETF相互掛牌即屬中性），但因中國仍屬外匯管制國家，對台股資金之挹注效果至為有限，且具後遺症。

　五、第二波金融大鬆綁

　6月26日第一波開放兩岸金融五大措施後，金管會就開始研議，第二波的金融大餐，包括：
　（1）企業國內募資准用於投資大陸；
　（2）企業海外募資用途不再設限；
　（3）國人可透過券商投資陸股、紅壽股；
　（4）中國公司、中資持股20％以上公司及投資中國逾40％公司等三類公司可為第一上市案對象。

　（註：依規定開放前，企業在國內辦理現金增資或企業到海外籌資，如發行可轉債（ECB）、全球存託憑證（GDR）等籌措到的資金，均受經濟部的企業轉資中國上限40％之限制。）

　金管會評估，企業在國內外籌資用途限制一旦鬆綁，不但可提高企業來台籌資意願，也因為大部分資金，仍會用在國內投資，將具有帶動國內投資效果。但這種金管會官員的評估是相當荒繆的，且不合邏輯。如果在台籌資大部分仍會用在國內投資，40％的限制何來會嚇阻企業在台的籌資意願？顯然這些官員之推論具有濃厚的傾中意識形態。

　至於國人可透過券商投資陸股，及中資可在第一上市等之鬆綁二案，因其對國內資金之外洩具有莫大的促進作用，對我國資本市場（股市）之衝擊，實不能小覷。

　瑞銀證券一位主管日前預估，明年台股的本益比可能低到僅11.6倍。低本益比所表示的是，股市資金動能水平的降低，與股市資金之外移有密切之關聯。也就是說，第二次金融大鬆綁將對台灣的股市具加重瀉藥的功能。

　六、人民幣在台兌換將加速國內投資及消費之萎縮

　不讓金管會專美於前，央行亦在6月30日宣佈開放人民幣在台兌換，每人每次限額為二萬人民幣。「為了迎接中國觀光客，必須開放人民幣在台兌換」的官方理由是難以服眾的。

　過去國民黨政府為了基於對日本的厭嫌，儘管日本觀光客來台人數一直是名列第一，蔣政權對港幣、馬克、英謗、星幣都開放，獨獨對日幣就是不開放在台兌換。但蔣政權對於日本觀光客之歧視，並未阻斷日本觀光客來台之興趣，顯然，為迎接中國觀光客，就匆匆開放人民幣兌換業務之決策（註：雙方亦未訂定貨幣清算協定）與意識形態（媚中的中原思想及對統一的迷思）脫不了關係。這一意識形態也正是在一大（中國）一小（台灣）的經濟統合中型台灣必被中國所磁吸、終必邊緣化的主要因素。

　強勢的人民幣提供台灣國人一項安全而可靠的投資工具。根據金馬地區各銀行之經驗（註：金馬是過去最先被允許承作人民幣兌換業務的地區），新台幣兌人民幣與人民幣兌新台幣之比為六比一，此種一面倒的趨勢與國人喜歡保有人民幣獲取人民幣升值利益之動機有關。

　據國內銀行業估計，全台粗估約有四百億人民幣（折合新台幣一千八百億）會死藏在人民手中等候升值，可能更多。

　若此一趨勢不變，即國內之消費與投資必因此相對減少，有錢屯積人民幣的富戶固是賺了錢，但無財力的一般勞工，如計程車司機，則會因為客源之減少（因國內投資相對減少）而度日如年。

　正式掛牌買賣的人民幣也會隨著國人持有之普遍化，逐步取代台幣，在與中國之通商往來中通行無阻，確立「準國幣」的地位，百貨業終將以人民幣標示價格與台幣並行，銀行的自動取款機也會吐出人民幣，人民幣終將先於台灣主權，完成統一。

　七、銀行登陸面面觀

　7月14日馬政府又再來一次暴衝的反向操作，決定將李登輝前總統辛苦建立的「經安機制」（註：經濟安全機制之簡稱），即企業赴中國投資不得逾淨值40％上限之規定，予以毀棄，改為凡企業營運總部設在台灣者完全不設限，一般企業即將40％放寬到60％。此一政策經行政院會通過（7月17日），由經濟部修改「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審查原則」後，8月1日正式公告實施。

　據經濟部初步統計，營運總部設在台灣的有599家，包括鴻海、陽明海運等大型企業，是以，將一般企業限制在60％的規定等於是畫蛇添足，不具實質意義。（註：本文討論範圍主要集焦於金融，故毀棄企業赴中國投資上限40％規定所帶給台灣經濟之影響及衝擊等問題，本文從略）

　企業赴中國投資限度鬆綁後，立即會浮上檯面的金融訴求，就是「國銀之登陸」問題了。更多的對中國的投資需要更多的融資性資金，早日實現國銀登陸，設分行、設子行，或購併中國的銀行，就成為企業急欲政府推動的一項政策。

　銀行登陸最大的障礙在於兩岸未能簽訂「金融監理備忘錄」（MOU）。此種政府間的協定，中國基於「一中」原則當然不肯，台商能否利誘台灣政府自我矮化擱置主權（放棄主權）就成為「以經促統」的另一項試金石了。

　早在2006年7月，民進黨政府在蘇內閣下，就己著手推動以擱置主權的由民間簽訂模式讓國銀登陸，但在「經續會」受台聯及本土派代表之極力阻撓而未得逞。

　國銀登陸以後，直接受到影響的將是未能或較難自資本市場獲取融資的中小企業。銀行在融資的條件、額度都必將「趨於嚴格」，更為限縮。這些被限縮的中小企業，在規模上亦無法獲得其他金融機構（包括外國銀行）的垂青，結果必走向衰退之路，「中小企業是台灣經濟發展之母的r成功模式」」亦將從此壽終正寢。

　國銀之登陸與美、歐、日銀行之登陸有不同的涵義。對美、日銀行言，中國畢竟是外國，中國亦不太會讓金融大餅被外國的銀行所蝕食，所以，外國銀行在中國設立上千個分行之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中國之與國銀就不同了，語言文化之相通，使國銀在中國之經營有如國內之銀行，而中國又是千方百計想以經濟卡住台灣（即「以經促統」）的國家，讓台商銀行壯大卡住台灣財圈，連帶卡住台灣政府與經濟，絕對是比「以生產基地」來卡住台灣更為有效、更為直接。

　在此政策思考下，可預見的是，登陸的台商財團銀行將獲北京明的、暗的加持，透過增資、充實資本，不出幾年，分行數及資產規模均將會超越台灣母行，財團銀行的總資產、世界排名將節節上升，成為全球大銀行之美夢必也成真。

　只是屆時酷斯拉化的國銀，已是徒具國銀之名的中國銀行，說不定索性也會把總部改在中國北京或在上海。同時帶去國、民兩黨政府夢寐以求的「亞太金融中心」。

　在中國飛黃騰達的國銀，對台灣而言，除了一批股東外，可以說毫無實質利益。對中國台商授信之增加（如上述），必然會減少對國內企業之放款或提高授信條件，影響所及，台灣的國內投資減少，消費不振，百業蕭條，不出幾年又是一場金融（呆帳）風暴，與國家經濟更加一層的沉淪。

　國家風險是國銀登陸可能遭遇的第一道壞溝，過多資產對中國之暴露，只要風吹草動，都會使國銀陷入危機，其風暴之大，已非台灣整體國家所能負擔。但國銀登陸最大的風險，還是在政治。經濟泡沫所產生的風險是商業風險，但過多授信資產在專制中國之暴露，等於是將財團及台灣之經濟命脈委由北京來操控。

　屆時台灣政府所能影響於國銀者已至為有限，經濟主權蕩然無存，也是「經統」接近完結之時，什麼「不統不獨」、「維持現狀」等等，都不過是假議題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