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北高市長選舉，除了證明光靠打阿扁總統家庭貪腐，並不足以讓泛藍在高雄勝選外，連台北市郝龍斌的選票都比馬英九少了十多個百分點，原因可說很多：謝長廷在高雄的政績，加上他在台北市的選戰策略高超，是核心的因素；但是，影響深遠的，則是綠色南台灣與藍色北台灣的兩極化。尤其當郝內閣延攬了紅衫軍的大將蘇盈貴、李永萍、盛治仁等，代表在特別費起訴的壓力下，馬英九的國民黨在選後選擇走向深藍，不再高談本土化論述，並在十八趴改革上喊停，醞釀了特別費起訴後，泛藍內部分裂的大風暴。

　藍綠的階級性格

　北高市長選前，媒體喜歡用一個貶抑詞來描述民進黨的社會基礎，即所謂「鄉村黨」，認為民進黨在大台北都會區支持度正在消退，而完全以南部選票為根基。緊接著這個定性，就開始算起南北國民所得的差距、人口的密集度、教育水平的高低，乃至於國際化的程度，然後有一個暗示性結論：民進黨是個鄉村政黨，代表著沒有未來、缺乏展望性的政治勢力。

　這個觀察當然有著優越感存在，認為相對於民進黨這個鄉村黨，泛藍政黨是都會黨，以中產階級為主幹，是高教育、有國際觀的，尤其對照於紅衫軍的階級性格，更成就了所謂新公民運動，新公民可不是每一個台灣民眾都可以當的，就像靜坐的VIP區一樣，有著一圈又一園的階級界線在那裡。

　但是，這個觀察忽略了過去十年來藍綠版圖的大重組過程，以及相掛鉤的全球化衝擊。民進黨並不是一開始在南部就有優勢的，二○○○年陳水扁贏得總統時，南部的選票還是連、宋加起來的比較多，一直到○四年，阿扁的選票才一舉在南部以及本省籍選票過半。因此「南綠北藍」的現象發生其實不到兩、三年的光景，○五年三合一選舉，民進黨的挫敗（尤其中北部）不過是加深了這個印象，而○六年民進黨勉力維持高雄的執政權，雖然選票並未有成長，但卻再次深化了台灣地域的政黨顏色差異。

　這個政治版圖的重組也深化了民進黨政權的階級性格，以及民進黨在全球化的角色，不是傳統福利國的定位，而是在全球化，乃至於中國崛起的過程中，民進黨必須扮演捍衛被全球經濟整合浪潮邊緣化的部門，甚至因此而受難的階級之守護者角色，因為這些群眾已經成為民進黨執政的新興社會基礎。

　從過去選舉研究經驗中總結，向來有一個藍綠支持階級分化的印象，泛綠支持者多屬於中下農工、南部、閩南、涵蓋年齡偏高，以及年輕的族群；而泛藍的支持者則多為中上白領、北部、中壯年齡層、外省等。但這個觀點通常是相對而言，也就是在絕對的支持度上，泛國民黨在各階層仍領先，不過是在民進黨支持度的分配上，這些群體白的比重顯著。

　如果從民調數字來看，會發現這個藍綠社會支持的分野隨著選舉賽局的演進而深化，從相對的重要性，轉變為整體上的差異。在千禧年選舉時，因著扁、連、宋三組候選人的競爭，社會的分化較淺，一個觀察的指標是在選前的民調數字，閩南族群中連加宋支持度的總和為三成八，大於阿扁的近三成的支持度，但是，四年後（二○○四）的民調數字顯示，阿扁在閩南籍的支持度升為四成，持續高於連宋配，此時已經不是民進黨支持者中，閩南族群有絕對的分量，而是閩南族群整體支持度的轉向。

　同樣的深化現象，可以見諸於教育程度的政治分化。在二○○○年時，國中以下教育程度的（含小學、未入學），連加宋支持度遠大於阿扁，皆在十個百分點以上，○四年則是另一個故事，阿扁在這些低教育族群的支持度反過來領先連宋配，也是十個百分點以上。

　所以，在深化這個藍綠社會分野過程中，有一個選票重新組合效果，最顯著就是所謂「北藍，南綠」的說法，就民調資料而論，這個地區支持度的差異事實上只有在○四年的選舉中才成立，較之二○○○年連加宋在南部（含雲嘉南、高高屏）是遠多於阿扁，但是，在○四年的資料中，阿扁在南部支持度的優勢相當清楚。

　藍祿的基本盤不是固定的

　唯一同時呈現變與不變現象的是在世代差異上，當四十歲以下的群體在千禧年多數支持連或宋時，這個趨勢在○四年仍然持續，差距仍維持十個百分點以上；相對的，在五十歲以上的族群，連加宋千禧年的壓倒性優勢，有二十個百分點以上的領先，在四年後民調中顯示的，卻是一個大翻轉。以至於，世代上政治支持有了新的極化現象，其行為類似區域的顏色深化，代表藍綠的基本盤不是固定的，而是不斷地變動：如此的重組為基礎，不難理解為何「大話新聞」現象在發酵，其中要角大多出身所謂統派媒體，甚至在二○○○年多可能是支持連或宋的，現在反而是「保扁」急先鋒，這就是阿扁執政所經營出來的新興政治基礎。

　所以，之前所謂藍綠社會支持相對差異的觀察，在今年北高市長選戰中已經演化為選民社會特質上的絕對分化，一方面代表整個選舉的意義不只是候選人魅力與人格的競爭，這底層有群眾層次的階級競爭效果；另一方面，這個政治效果的出現，必然有賴於社會支持的再重組，也就是之前所謂「藍大綠小」基本盤的看法，完全忽略了這個政治支持與社會分歧合流的過程，當政治支持與社會差異一致，這時杜會的基盤會反過來強化政治支持的性格，甚至擴張選票的數量。

　表現在選戰的場合上，泛綠的場子多是檳榔、拖鞋，而泛藍則是不同的景象，具代表性的是大安森林公園的西裝與皮鞋，所以，很容易有一個結論：泛藍是中上階層的政黨，泛綠是中下階層的，其中有族群這條線深刻地劃過去，而整個選舉時序的演進，歷經兩次總統大選，這個政治支持、族群意識、南北差異與世代演進似乎有一個互相強化的趨勢。

　這個「檳榔和拖鞋、西裝及皮鞋」的觀察，來自於政治學者吳乃德的一篇研究論文標題，他發現：除了我們熟知的省籍族群成分外，台灣政黨支持的分野還有隱晦不明的階級面向，因為當台灣的社會流動取決於教育機會，而外省籍民眾有較高的教育成就時，就會造成兩個族群的階級差異，此時省籍與階級是相關的，也與政黨的支持趨於一致。

　經濟學者駱明慶從另一角度豐富了這個觀察的意涵。根據中研院家庭收支調查資料，他推論出在六○年代出生的中生代台灣民眾（五年級前段與中段班），省籍在教育上的差異逐漸收攏，六○至六四年出生的台灣人中，外省籍上大學的比例是本省籍的三倍弱，但是，十年後出生的世代，則降為一點五倍；尤其相較於父親那一輩高達十五倍的差異，台灣高等教育的普及，的確在緩和省籍的教育成就差距乃至於階級的分歧，是有相當成效的。

　省籍的歷史沉澱

　雖然十五倍的差距降到一點五倍，需要長達半世紀的努力，但是，這個社會基礎的差異已經沉澱在那裡，目前藍綠的省籍差異，不但表現在階級、收入的差別：六○年代出生的台灣民眾中，外省籍父親有四成以上在公部門工作（包含公營事業與各級政府），而本省籍父親則約一成五上下有機會在公部門服務，無怪乎退休金十八趴會是一個牽動藍綠神經的議題。

　這個省籍差異也表現在都市化的過程，以及外省籍民眾往台北聚居的趨勢：六○年代出生的台灣民眾中，四分之一上下的外省民眾聚居在台北市，而到了七○年出生的外省民眾，不到五個百分點居住在所謂鄉村地區，顯然走出台北市不只是馬英九的難題，也是許多外省籍民眾忽略的「場所限制」。

　雖然，台灣經歷著快速的都會化過程，表現在六○年代出生的本省籍民眾，尚有三成六居住在所謂的鄉村地區，但是，到了七○年代出生的本省籍民眾，居住鄉村地區的比例急降一半以上（僅一成七），不過，本省籍民眾並未大規模地往台北市或其他都會地區移動，而是往中等城鎮聚集；相對地，高達七成以上的外省籍民眾聚居在台北及其他都會地區。

　這些社會差異不一定完全能解釋這次北高市長在選票上的差距，但卻證明了藍綠之間的社會分化持續在進行。阿扁執政六年以來，雖然政績不佳弊案連連，但是，一個新興的泛綠社會基礎卻已臻於成熟，二○○八年大選的藍綠基本局面亦將如此。這是為什麼高雄敗選對馬英九與中國國民黨的打擊會那麼大的原因，藍綠的板塊不只是意識形態的問題，還有堅實的社會差異在那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