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台灣政壇上發生兩件事，很顯著地印證轉型正義在台灣的困境與生機。

　首先是桃園機場改名事件，長久以來中正機場一直是桃園機場的官方名稱，雖然英文代碼是TPE，但是，這個以蔣介石命名的中正機場，一直是台灣的國際窗口。雖然國史館的相關研究指出蔣介石是二二八事件的「元兇」，但是，台灣的國際機場竟然是以中正為名，而台灣的旅遊書籍封面也一直以臺北中正紀念堂為主題。

台灣轉型內容的貧困

　台灣在美國「自由之家」的評等上，與美、日並列為第一級自由國家，無論就媒體、言論，甚至是宗教自由而言，在當今人類社會是首屈一指的，代表民主轉型的成功，可以作為其他國家的典範。但是，一旦落實到轉型的正義問題時，台灣的民主成就可能是不及格的，而且這個正義的命題附身在桃園機場與中正紀念堂上面，不斷地提示著台灣的知識分子：台灣的轉型遇到的困境，固然台灣在民主自由的量表上，表現卓越；但是，到處充斥以中正之名的國家級建築，顯示台灣轉型內容的貧困。

　雖然總統直選、政黨輪替，乃至於逃開反對運動執政一任的魔咒，能在2004年連任，但這些代表轉型成功，不會退縮回到威權遺緒的成就，並不代表轉型的成果符合正義的原則。雖然，中正機場最後改名為桃園機場，但是，在野黨抨擊，有些民眾也似乎不領情，認為是意識形態作祟；至於中正紀念堂，像威權的幽靈不動如山的坐在臺北市的心臟，提醒我們轉型正義的課題備受漠視，而台灣的民主步伐又是如何坎坷難行。

台灣有轉型無正義？

　所謂轉型正義的概念，大約是九○年代東歐共產國家在轉型之後，輔以過去拉丁美洲國家民主化的經驗，形成許多實務上的案例，透過比較具體的分析而逐漸形成的價值概念；強調轉型與正義並存的價值。台灣目前政治上的許多現象，可以歸諸於台灣轉型過程中，缺乏正義價值的追求；所謂寧靜革命之所以平和，可能是出於許多正義問題的靜默。

　創造出轉型正義這個名詞，基本上包含兩個部分：關於政治轉型，以及正義價值的追求。而轉型的過程稱之為轉型期，基本上指涉的是，一個國家的政體由極權或高壓統治，轉向民主或是選舉的體制，或者是從內戰的衝突──例如種族之間相互的屠殺轉向和平的狀態。大體上這個轉變的過程稱為轉型期。

　而轉型正義當中的正義，主要指的是轉型之前的高壓統治、武力統治，或者是族群衝突而相互屠殺，或內戰期間的不義，尤其是人權侵犯；目的在追究其罪刑。追究行動涵蓋的，首先是挖掘真相、釐清事實。再者，發現不義的加害者、幫兇，乃至於整個加害體系；可能不是單純的個人，也可能也不是單純的個人主觀意識的行為，而是有一套體系運轉的過程。

轉型正義的價值必須建立共識

　很重要的是轉型正義基本上牽涉到現在的社會，如何批判跟詮釋過去威權時代的價值性，甚至於形成相對立的價值觀。也就是說牽涉到整個社會在某一個時代，某一個時空裡，對過去的事情所涉及到的正義的評價。也因此就是關於一個政權的正當性的共識；透過對話形成批判過去政權、過去的統治的正當性。

　如果這樣的共識並沒有形成，如果這樣的共識並沒有一套機制可以去達成，那很可能這樣的正義的觀念不容易建立起來。而或許，這就是台灣轉型正義遲遲缺乏進展的主要原因。

轉型正義追求的動力

　根據過去的經驗，轉型正義的追求大致有兩種動力：

　一個是內在於那個社會本身，尤其是以受害者的自覺，或者是對受害者的支援，所形成的政治社會運動做為核心。

　至於另外一種型態，則是外發的，例如透過國際干涉、國際法介入，尤其像盧安達的屠殺，或者是南斯拉夫的種族清洗所看到的，國際社會透過聯合國的指揮，成立盧安達的真相與調解委員會。之前南斯拉夫的經驗，國際刑事法庭追究前南斯拉夫獨裁者，同樣是外發型的。這類型的追究行動，雖然不牽涉到國家民主體制建立的問題，也就是尚未完成轉型，但是，在國際介入的過程，也就是讓正義實現的過程，當然對民主的建立會有正面的影響。

　世界各國的轉型過程也碰到一些情況，例如說民主處於脆弱的結構，和平處於暫時的狀態。以南美洲經驗為例，可能在某一階段追求轉型正義，但是，過了幾年獨裁者又捲土重來了。這獨裁者可能是透過軍事政變，也可能透過民主選舉，政權還在一直交替。

　這個時候，轉型正義往往是透過民間的良心人士、社會運動者做為主力，比較重要的是標舉正義的價值以及重建價值體系。所以，較多的是透過歷史事實的建構，例如說失蹤者的媽媽團結起來，透過口述歷史把政治失蹤事件一個一個調查出來，然後真相大白於世。不過，這只是透過事件真相的發掘，讓大家認識到罪惡在哪裡，未必會具體用國家的、法定的力量去追究貴任。

　此外，最近波蘭的國會通過新的法律，雇主可以因為雇員曾是前共黨的追隨者而加以解雇。對波蘭來說，這是轉型正義。

轉型正義在台灣被污名為仇恨政治

　同樣的情況，若在民主台灣卻可能會被說成是仇恨的政治。過去這幾年台灣轉型經驗中，追究過去的不義的人，被指責為所謂的基本教義派，這個帽子在台灣似乎變成普遍接受的名稱。追求轉型正義竟被塗抹成基本教義派，可見舊的文化霸權在台灣還是非常的強勢。

　在這種強勢之下，前面提到的關於正當性的共識，其實是很難達成的。而智利、瓜地馬拉強調的是，以責任的發掘來強化對責任歸屬的追究，從而有助於當地建立民主的過程。

　所以，轉型正義運作的程式可以歸納如下：

轉型正義必須具備的運作程式

　首先，一定要揭露過去的不義，並且進行公告。所謂不義的追究，可以用國內法或是國際法的方式行之；
　第二，要重建真相，透過歷史的研究、透過受苦者的口述歷史，甚至透過法醫人類學的調查，瞭解死亡者死亡的因素。有很多國家曾發現某個地方有萬人塚，這些人到底是怎麼死的，常常必須從舊政權的共犯結構中加以發掘。

　這個時候必須透過科學的方式，讓受難者的傷痕來訴說真相。真相建立之後、處罰了追究了不義者之後，可能牽涉到受害人權益的補償，或是精神的、物質的，也可能是生理的、心理的，給受害者不同方式的補償。

　最後，可能也是最重要的，耍用紀念的或者是表彰的方式，也就是用象徵符號的方式，彰顯、平反受難者。同時，需要有和解的措施，讓受害者跟加害者之間達成某種的和解。不過，這樣的和解必須以受害者的立場為中心，而且不能犧牲正義。

台灣經驗的兩大阻力：本土化與認同觀

　進行比較研究，會發現在轉型正義上，台灣的努力是較缺乏的。雖然有著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乃至於黨國體制這樣的宰制體系存在，轉型正義在台灣民主文獻的份量卻是相當無足輕重。相較於龐大的選舉行為研究，每次選舉就投入龐大的人力與腦力來理解台灣民眾的投票決策時，常常會忘記問一個規範性的問題，那就是台灣民主的目的性問題，除了確保民眾的公民自由與政治權力之外，台灣民主運動的歷史性意義為何？

　這個問題的起源當然在於台灣轉型過程中，對於正義問題的含糊，而這又與台灣的外來政權理論，以及透過外來政權在地化來達到轉型的效果有關。

　既有外來政權理論，較著重於政治獨裁如何透過正式的統治工具或非正式的利益交換，來建構以人為主的侍從結構，進而達到其統治的目的。從功能論的觀點出發，一個外來統治者或統治集團，為了能有效統治在地的社會，勢必建立一套統治的機制。這個機制包括正式及非正式的控制工具，各個控制工具皆具有一定的控制功能，且在不同的情況下，分別扮演著避免或抑制控制失靈所帶來的危機。

　所有的控制工具中，必然要有負擔維持統治正當性的工具，且維持這個工具的持續運作，是統治者要努力的目標。一旦維持正當性的工具遭受挑戰或是失去功能，必然嚴重的威脅到統治者的統治權力；尤其是國會中的「代表」如果持續凋零或是無法替換時，勢必導致統治機構的崩潰。

　然而，外來統治者在外在反對運動的挑戰與法統代表持續凋零的情況下，如何主動的本土化這個外來國會呢？尤其是作為維持其統治正當性的工具，當本土化可能使代表的人員與內容改變時，統治上的不確定性提高。所以，唯有外來統治者受到統治工具的內生性危機壓迫，而自覺本土化是可以在其掌握下，才有可能進行主動的改革。但是如何形成這樣的「改革」條件，以及追求轉型正義的影響，則少有討論。

國民黨透過轉型來規避正義的質疑

　這裡有一個直覺上的「矛盾」。外來政權一旦本土化，外來的主體不是在消滅了嗎？為何這是可欲（desirable）的策略？是計算上的錯誤呢，還是有其他條件的配合，才能解釋？本土化的成功以及外來政權體制的持續，是兩個不同層次的，但又相互加強的現象。但是顯然，在常識層次，我們接受了外來政權透過人員的本土化來維持政權的統治，卻無法回答這一個可見的後果，即本土化對於轉型正義的不確定性。

　本土化，無論是國民黨內部的「吹台青」，還是透過選舉民主進行之，這樣的轉型策略對於轉型正義的追求，製造了巨大的阻力。因為這樣的轉型是延續的，是將外來特質本土化的，具體表現為李登輝雖然繼承國民黨的外來體質，卻在黨產與侍從體制上加以發揚，這已經很難全部歸因為威權遺緒，很多是民主的轉型策略；同樣的作為，可以在馬英九國民黨的黨產報告書上顯現，透過轉型來規避正義的質疑。

追求正義的認同觀

　而面對台灣轉型正義的貧困，除了必須涉及過去台灣國家的統治性質作為外來政權的轉型策略之外，必須認知到，台灣轉型正義的另一個重要特質：同時進行認同跟威權兩個特質的轉型。

　這兩個特質的轉型可能是平行，也有一部份可能是交叉並進、相互強化的。但事實上，關於認同體制這個部分的轉型，台灣社會尚未形成真正廣泛的共識；於是乎，台灣政治在什麼是國家的主體上，也不會有共識。因此，對於不同的國家主體所進行的國家行為，例如統派政府對於獨派運動的鎮壓，在統獨兩派的立場分歧下，所謂的正當性也就不容易達成共識。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台灣民眾對於民主化的過程所達成的共識，是不是能支援夠鞏固、夠完整的轉型正義觀，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可能就會有所疑問。因此，推行轉型正義的前提，是台灣民眾必須發展出一個符合正義價值的認同觀，而傳統的台灣人vs.中國人二分法，可以是傳統政治轉型的主要動力，卻無法負荷轉型正義的追求，甚至成為正義觀分歧的源由。

「華裔台灣人」的爭議

　最近，民進黨主席游錫堃自我定位為「華裔台灣人」，引發各界討論，可能也可以是正義的認同觀的起點。而反彈論述中，中國國民黨主席馬英九的評論最具代表性，他認為這是分化台灣、挑起族群對立。不過，馬主席曾批評公投是搞文革，現在卻又積極推動罷免公投，或許2008選總統時，馬是不是會回過頭來擁抱所謂「華裔台灣人」這個認同，可以拭目以待的。

　「華裔台灣人」，聽在討厭談認同問題人的耳中，的確是非常刺耳。認為在台灣社會中分化台灣人與中國人已經不能忍受了，現在還有個「華裔台灣人」，似乎要更清楚地界定作為移民社會的台灣。所謂「台灣人」不是個血緣的定位，而是政冶上的認同，認同台灣是主權獨立的政治社群。於是乎，「中國人」認同也剝離了血緣的面貌，回到政治立場的選擇問題。

分離政治認同與血緣認定

　所以，在批評「華裔台灣人」這個詞之餘，可以想像分離了政治認同與血緣認定的好處，可以省卻許多混淆造成的不必要爭議，甚至避免情緒性乃至道德性的「數典忘祖」的指控。

　首先，台灣人與中國人的區分，不再是原生性與血緣層次的，而是政治認同的。可以都是出身中國，可以是不同時間移民來台，可以是不同的政經動機，但是要定位為中國人與台灣人，則與前述的歷史因素無關，完全取決於當下政治認同的選擇：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還是一邊一國。

認不認同台灣不是種族主義

　這樣，才能避免了情緒與道德的指控。認不認同台灣不是種族主義，沒有原住民、先住民乃至後住民的差別，甚至在台灣人認同之上，還可以保持差異。除了「華裔台灣人」，也可以有「原住民台灣人」這個詞，相應的，當然也可以有「原住民中國人」，這指涉的是期待兩岸統一的原住民。

　這時，血緣與認同脫勾了，應該是文明的大勝利。一個人的血緣是命定的，但認同是選擇的，甚至是學習取得，是流動的。認同台灣人，不意味與中原的出身相背離，而是可以聯繫起來；這對於北京的同胞論也是一大挑戰，沒有所謂純不純粹的中國人，「華裔台灣人」也是會回老家修祠堂的。回歸文化民俗的層次，台灣人認同並不妨害慎終追遠。

族群身分不是歷史事件的原罪

　過去國民黨時代，通以華僑涵蓋東南亞回台求學、落地的僑生，忽略了她／他們出生文化乃至於血緣的差異；未來，我們要期待的是「新裔台灣人」、「越南裔台灣人」、「泰裔台灣人」，乃至於從未來中國移民台灣的「新華裔台灣人」。這個架構預期台灣是多族群的社會，漢人不過是華裔的一支，而所謂台灣人與中國人的二分法，再也無法壓抑這個多元的新文化。

　建基在這樣多元認同的基礎上，尤其是分離了血緣與認同的一致性，這樣轉型正義的追求才不會淪為仇恨政治，而族群身分不必然成為歷史事件的原罪，例如二二八事件之於外省族群，以及福佬語言復興之於閩南族群。此時，政治責任不是繼承的，認同的自由選擇反而有助於轉型正義的追求。

轉型正義在台灣

　簡言之，追求台灣的轉型正義，必然不因為台灣轉型策略的成功而變得比較容易，反而因為台灣轉型策略的本土化與認同政治，使得轉型正義的追求越形困難。本土化的延續性使得民主改革者繼承了黨國遺緒，甚至發楊成為民主化的隱藏性工具；而認同觀的衝突，血緣與認同選擇的一致化，使得普遍性正義觀難以建立。這都是為何台灣的轉型政治缺乏正義的討論，甚至在大多數的歷史進程中缺席，乃至遺忘。

　要在建立台灣特色的轉型正義上補課。首先必須有轉型正義觀點的政治議程，也就是政黨在選舉對決時，必須引進轉型政治的議題，讓競爭的政黨乃至於候選人，面對台灣歷史關於正義的詰問。這時候重點不是選個人條件或是形象，而是對於轉型正義的堅定態度。要能設定這樣的政治議程，則必須建立在轉型正義觀點的社會分析上。台灣社會長期受黨國控制的，無論是國家組織的建構、人員的甄補、訓練，乃至於社經政策的內容、社會階級形塑的影響，都是轉型正義的社會力分析。

　最後，也可以說最重要的是，建立以轉型正義為內容的價值觀。台灣有轉型的價值，卻忽視了轉型對於正義的追求。追究為什麼國民黨的黨產買賣在台灣社會成為奇貨可居，而二二八會在有碑無銘的情況下相安無事？正是因為台灣社會已經有了民主的價值，卻相對缺乏轉型正義的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