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十一日選舉結果，泛藍營過半，執政黨在國會繼續面對頑強的在野勢力杯葛，泛藍營的政治人物主張他們是新民意，執政黨組閣時應該問問他們的意見，甚至有人說應該由泛藍營組閣。美國國會改選時，若是在野黨的國會議員席次超過一半，總統是否要解散內閣，由在野黨組閣？台灣的縣市議員改選時，若是泛藍營的議員席次過半，是否要求民進黨的縣市長解散縣市府團隊，由泛藍營安排局長？很顯然的，上述兩個問題都不可能出現，在美國不會由國會多數黨組閣，在台灣也不會由縣市議會多數黨安排縣市政府的局長。在英國則由國會多數黨組閣，所以會有那麼大的差距是因為體制不同。

　內閣制國家的英國由人民選出國會議員，再由國會多數黨組閣，內閣閣員（等於台灣的部長或政務委員）由國會議員擔任，執掌立法權的國會就像一個大圈圈，握有行政權的內閣是大圈圈裡面的小圈圈，人民只選出國會議員，不選執掌行政權的行政首長。台灣與美國都屬行政與立法分立的國家，由人民分別選出執掌立法權的國會議員以及執掌行政權的行政首長，行政與立法單位都各自向人民負責。泛藍營說國會議員最近才選出，屬新民意，執政黨應該尊重新民意，他們的基本觀念是嚴重錯誤，新出爐的國會是立法單位的新民意，不是行政單位的新民意，行政單位的新民意是陳總統，人民選出立法委員是要他們執掌立法權，不是要他們來干預行政權。

　內閣制國家行政權是由國會多數黨所掌握，要出現行政與立法對立的機會不多，萬一出現對立時，可以利用倒閣與解散國會的機制解決行政與立法的對立。行政與立法分立的美國屬總統制，雖然會出現國會多數黨與總統意見對立的機會，可是總統擁有否決權，可以否決國會所議決窒礙難行的法案，國家權力中心偏向行政首長，立法單位不足以扯行政單位的後腿，政局當然穩定。

　屬行政與立法分立的台灣並不是總統制國家，總統沒有否決權，也不是內閣制國家，行政首長沒有主動解散國會的權力。在台灣當行政與立法對立的時候沒有解套的機制，雖然國會有主動倒閣的權力，但他們不可能動用倒閣權，因為只要出現倒閣，總統就可以解散國會，台灣有不少立法委員花了天文數字的金錢才獲得這個職位，怎麼可能冒著國會被解散的風險去倒閣？很顯然的，台灣沒有任何解決行政與立法對立的機制，這就是政壇出現亂象的主因。

　台灣不是內閣制國家，依體制由總統組閣，不應該出現「聯合內閣」的聲音，可是台灣沒有總統制、內閣制穩定政局的機制，當總統所屬的政黨在國會沒有絕對多數的席次時，政壇必定出現亂象，所以有人主張與在野黨分配內閣的席次，這種不依體制的方式分配政治資源，是一種分贓政治，不是責任政治。行政與立法分立的國家，執政黨要負完全的行政責任，若行政單位各項職位由各政黨分配，哪一個政黨要負行政責任？不過若是分贓政治對台灣有好處，讓他們分贓一下又何妨？所以執政黨要注意的是分贓政治到底是否真的可以讓台灣的政局安定？

　一般行政與立法分立的國家立法單位不可能組閣，只有法國例外，法國曾出現總統與內閣總理屬不同政黨的左右共治，所以會如此是因為法國本來屬內閣制國家，總統屬虛位元首，到了第五共和時，增強了總統的權力，因而形成雙首長制，內閣總理以及閣員由總統任命，但有時也保留內閣制的精神，由國會多數黨組閣，由於法國政黨對立遠不像台灣一般，即使左右共治也不會出錯。只是左右共治在法國可行，在台灣就不可行，因為台灣各政黨的意識形態嚴重對立，妥協的空間太小，況且台灣不像美國一樣，開完了票選舉就結束，台灣則是天天都在選舉，各政黨表面上說要為人民謀福利，事實上時時刻刻都在思考如何拖垮敵對政黨，在這種環境下若是左右共治，政局會更亂。有人主張請中性人士擔任閣揆可以緩和在野黨的敵視，這是不成熟的想法，除了由在野黨組閣，無論誰當閣揆，在野黨都會杯葛，他們敵視的不是人，而是黨。

　既然沒有和解的空間，民進黨只好自己組閣，不過在野黨全力杯葛是必然的，執政黨正好讓人民瞭解在野黨的野蠻，第一波就讓在野黨癱瘓監察院。未修憲以前監察委員是民意代表，修憲後變成政務官，不過監察委員與考試委員一樣，屬有任期的政務官。表面上看來，這兩個單位的委員應該行政中立，不像政務官，事實上監察委員若濫權，執政黨還是要負完全責任，若大家不健忘的話，總統大選前，國家考試出現福佬話題目，本來這只是命題教授個人的意見，與執政黨無關，可是政客追打的不是命題教授，而是執政黨，可見任期制政務官的所作所為還是要執政黨負全部的責任。所以這一次監察院正副院長與監察委員應該站在執政黨的立場提名，不應該政黨分贓，不過所提的人必須是社會賢達，不要濫竽充數。

　台灣的亂源主要乃出自民意代表，最需要受約束的就是這些人，可是監察權不能監督民意代表。一般公務人員已面對民意代表利用言論免責權以及審核預算權壓迫得喘不過氣，不需要多一個監察權來監督，若是監察院正副院長以及監察委員全部被立法院封殺，除了凸顯出監察院沒有存在的價值外，對台灣並沒有甚麼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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