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代，某知名國立大學管理學院從國外聘了幾位股市專家來學校任教，他們所教的科目當然與股市有關，可是當他們自己進入股市時，個個都「摃龜」，沒有一個例外，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在國外是股市專家，回到國內卻變成「門外漢」。

　社會科學研究者常出現這一類問題，專家會變成門外漢，有時門外漢卻變成專家，自然科學就沒有這一類問題，專家就是專家，不可能變成門外漢，門外漢也不可能變成專家，嚴格說起來，研究社會科學是比自然科學難。

　所以會如此是因為自然科學的變因可以控制，只要知識夠，性向適合就可以研究，而且研究成果到處都可以適用。社會科學變因往往不可控制，研究人員不只要有知識，更需要有很豐富的常識，才不會由專家變成門外漢，有時候甚至於常識比知識還重要。

　十一月二十四日中央研究院院士許倬雲發表「我對史學爭議的看法」。頂著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頭銜沒有人敢懷疑他的知識，不過他的常識是值得大家討論，更嚴重的是他頂著自己的「知識」來否定別人的「常識」。

　許倬雲對姚嘉文與林玉体的評論是「歷史知識有限，歷史判斷不當，本是狗吠火車，不必評論」，事實上姚嘉文與林玉体的常識遠比許倬雲豐富，看法也比他正確。

　這也是很奇妙的現象，對社會科學而言，有時候常識比知識重要，在筆者等幾位非經濟學者極力反對將台灣的經濟活動移往中國以前，絕大部分經濟學者都支持台商到中國投資、加強兩岸之間的貿易，經濟學者是依他們的專業「知識」論斷，已開發國家經濟活動外移是必然的現象，而中國卻是一個好市場。

　可是依「常識」論斷，除非台灣投降，否則中國對台灣的敵意不可能稍減，而以經濟力量消滅台灣遠比國防力量來得高明。由於兩岸人口差距太大，雖然台灣的國民所得遠大於中國，可是對總體經濟來說，台灣遠不如中國，若將大量輸出移往中國，台灣的貿易會過度依賴中國而形成寄生經濟，必要時中國可以用貿易制裁手段使台灣經濟崩潰。台商帶著資金、產業技術、管理方法到中國生產與台灣同質性高的產品，搶佔台灣的市場，使留在台灣的產業難以生存，這些都是常識，由今日的結果可看出「常識」還是比經濟學者的「知識」重要。

　因為在台灣招考的公務人員只適用於台灣，招考的對象也只限於台灣，所以林玉体主張只考台灣史地，不考中國史地。許倬雲主張監察院應該對姚嘉文與林玉体「糾彈」，其所持的理由是林玉体未遵循「憲法與法律的規定」，這種說法顯現出許院士在「常識」方面還要加一點油。

　在法律層面上，沒有任何法律規定「本國史地」不能專考「台灣史地」，所以林玉体的說法絕對是正確的。在憲法層次上，更凸顯出許院士不應該只窩在歷史領域談天下事。中華民國創立時，台灣屬日本的版圖，中華民國的版圖當然沒有台灣。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公布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五五憲草）的第四條將中華民國的領土劃分成三十個地區，最重要的就是它沒有包括台灣。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公布的「中華民國憲法」第四條很清楚的指出「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經國民大會之決議，不得變更之」。一九四七年以後，國民大會從未變更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當然就是指五五憲草的第四條，不含台灣的三十個地區。

　大陸淪陷後來到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因失去全部領土，所以成為中國的流亡政府。台灣政治民主化之後，由台灣全體居民產生政府，行使獨立的主權，將「流亡政府」轉換成「台灣政府」，台灣已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可是用了中華民國的國號與憲法產生嚴重的矛盾，因為台灣這一個國家所用的憲法其領土竟然沒有包括台灣。

　解決這一個矛盾的方法就是正名與制憲，不過還未正名與制憲以前，只能依民進黨的方式來處理，也就是依「佔領事實」來定位「中華民國」，「中華民國」的領土只包含台澎金馬，如此「本國史地」就是包含台澎金馬的「台灣史地」，林玉体何錯之有？若許倬雲堅持不認同依「佔領事實」來定位「中華民國」，那只好先承認「中華民國」已滅亡再來談歷史，這些都是「常識」，不是「知識」。

　許倬雲對教育部長杜正勝所規劃的歷史教材也有意見，他說「至於台灣地位的爭議，有人以為課綱中應敘述開羅公報與波茨坦公報並非國際條約，此事近來已有林滿紅的討論，一九四五年，日本在台當局將台灣交付中華民國接收，即是承認兩個公報的宣示」。

　中央研究院院士有這種說詞，更令人覺得「常識」對社會科學學者的重要性，一九四五年在台北中山堂受降的現場掛有中、美、英、蘇四國國旗，日本是向盟軍投降，不是中華民國，怎麼會有「將台灣交付中華民國接收」的說法？日本投降正式的國際條約是在一九五一年於舊金山簽訂，當時「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沒有參加，日本宣告放棄台灣主權，很顯然的，台灣的主權屬台灣全體居民。

　除非台灣是其他國家的殖民地，否則以台灣為中心編寫歷史教材是天經地義的事，許倬雲責怪他人存有意識形態，事實上是他自己存有大中國意識形態，抗拒認同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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