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中國法統勢力徹底誤了台灣 |
十一月十二日李前總統以證人身分赴台北地方法院為新瑞都案作證，這是李前總統第二度赴法院應詢，卸任總統不受禮遇而赴法院是破台灣的紀錄，李前總統堅持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上午九時未到，就先到達法院，枯等了四小時後才於下午一時應詢，李前總統與一般民眾一樣，站立應詢，整個過程李前總統均以正常化的態度面對司法單位，可是檢察官的態度未必正常化：李前總統是證人，不是被告，檢察官應該就新瑞都案的內容詢問證人，可是檢察官卻提出題外的問題，況且以媒體的報導為依據，讓人覺得司法人員已介入意識形態。
司法是社會正義最後一道防線，若司法不公，整個社會秩序就面臨崩潰的命運。台灣的政治人物面對司法審判時，都會大喊「司法迫害」，而這種政治人物還是一樣受到民眾支持，因為有不少民眾對於他們的喊冤並不覺得離譜，很顯然的，台灣司法的公信力是出問題了。
由這次檢察官詢問李前總統的態度就足以讓一般民眾懷疑部分司法人員已介入政治，它對國家的傷害遠大於一般刑事案件，因為司法單位沒有建立公信力，社會秩序就不能維護。
這次李前總統應詢唯一與眾不同的就是動用了龐大警力戒備，所以會如此，是因為中國法統勢力支持者長期騷擾李前總統，因而需要動用警力來維護安全。這也是台灣的畸形現象，任何人只要反對中國法統勢力殖民統治台灣，就會變成他們的敵人，連中國旅美自由學者都成為他們迫害的對象。
中國法統勢力及其支持者心中充滿了恨，與台灣人不同，台灣人一向溫和，雖然也一樣有強烈的政治主張，但容得下與自己意見不同的人，中國法統勢力則會迫害持有不同意見的人，台灣人終究與傳統中國人不同。
最嚴重的就是無論台灣人有多溫和，中國法統勢力及其支持者都不會有善意的回應，造成李前總統長期的困擾。不過台灣人也有醒悟的一天，十一月十二日就有一批熱心的台灣人出面維護李前總統的安全，若不是警力隔離台灣民眾與愛國同心會，流血事件是免不了的。
李前總統將台灣由獨裁體制帶進自由、民主、平等的社會，因而備受國際人士的讚揚，只是政府體制民主化就會自然產生本土化的政權，可是中國法統勢力不認同台灣，不接受台灣本土所產生的政權，但他們又不願意回歸他們所認同的中國，因而留在台灣抵制本土化政權。
他們所要的是由代表中國法統人士繼續統治台灣，若不能達到他們的願望，寧可讓中華人民共和國併吞台灣，也不同意由台灣各族群以民主、平等的方式產生政府，因而在他們的活動中頻頻出現五星旗，並高喊胡錦濤萬歲，這些人也真奇怪，在台灣吸取民脂民膏，卻歌頌台灣的敵人，真的吃定台灣人的善良。
一八九五年日本依馬關條約取得台灣的統治權，又於舊金山和約宣佈放棄台灣的主權，很顯然的，台灣的主權屬台灣全體人民，與中國毫無瓜葛。滿清政府失去的領土何止十倍於台灣，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這些失去的領土不聞不問，唯獨對台灣耿耿於懷，其原因就是代表中國法統勢力的中國國民黨盤據於台灣。
中國共產黨就是要消滅中國國民黨才將台灣當做敵人，台灣人為中國國民黨遭受無妄之災，不只接受中國國民黨的殖民統治，還要陪著他們扮演中國共產黨的敵人。
可是，在台灣脫離殖民統治，進入自由、平等、民主的社會後，中國法統勢力基於不認同台灣的理念，由反共的立場變成親共，讓台灣人單獨扮演中國共產黨的敵人，對台灣人來說真是情何以堪。由於中國國民黨過度腐敗，中國共產黨才有成長的空間，也因為他們的腐敗才使台灣人要面對強大的敵人，形成建國的阻力。
六○年代中國共產黨的國際地位就逐漸超越中國國民黨，中國國民黨政權被逐出聯合國是必然的事，當年列強建議中國國民黨政權改國號續留聯合國，中國國民黨基於兩個理由沒有接受列強的建議：
第一，他們不認同台灣，不願意產生本土化的政權，若海峽兩岸並列於聯合國，就會產生本土化的政權。
第二，若依列強的建議，中國國民黨就不能以反攻大陸為理由繼續凍結民主體制，阻礙他們實施獨裁統治。
由於中國法統勢力反台灣、反民主，使台灣變成國際孤兒，耽誤了台灣的建國。
台灣進入民主體制之後，由於中國法統勢力不認同台灣，因而頑抗本土化政權，多數台灣人缺乏國家觀念，容易因利益的結合而形成政治勢力，中國法統勢力也因而長大。又因為中國法統勢力的反台灣意識過度強烈，養成他們「有意識，無是非」的習性，存有台灣意識的人他們一律敵視，而存有反台灣意識的人再差也照樣支持，對政治人物的支持不是取決於公共政策，而是意識形態。
正常的民主國家選民是以公共政策來決定投票行為，可是，因為台灣存在強烈的意識形態對立，因而轉移了民眾的投票行為，使台灣政壇變成沒有公共政策的環境。
中國法統勢力佔據台灣使台灣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敵人；中國法統勢力不認同台灣阻礙台灣留在聯合國；中國法統勢力的反台灣運動使台灣政壇只有意識形態，沒有公共政策；中國法統勢力使部分司法人員也介入意識形態，社會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因之崩潰。中國法統勢力真的誤了台灣。 http://www.southnews.com.tw （2003.11.1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