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穎華的成績可以上台大法律系，但她想讀軍校，只是她在國防管理學院的成績是備取第一名，不能如願，造成社會上的大新聞，最後，國防管理學院正取生雷家佳放棄軍校，以成全張穎華的心願，這個新聞在社會上造成更大的轟動，政客們立即藉機炒作，他們說陳總統的兒子陳致中考軍法官時就增額錄取，對張穎華就不增額錄取，顯現出台灣是特權的天下。

　台灣有這種不明是非的立法委員，難怪政局會不穩定，要政治鬥爭也應該多增加一些常識，不要讓人民覺得台灣的國會議員不學無術。

　陳致中考軍法官時，未拆彌封以前就決定增額錄取，是依需要而決定增額，被全國人民所信賴的國家考試也常有增額的先例，因為從用人機關報缺到考試這一段期間，實缺常有變動，所以需要增額錄取以應需求，但要有一個基本原則，決定增額必定在拆彌封之前，這是一般人都知道的常識，只有某些國會議員不清楚，拆彌封前決定增額是依需要而增額，拆了彌封才決定增額是因人而決定增額，這是現代社會所不允許的。

　陳致中考軍法官時，未拆彌封就決定名額，是依需要而增額，在討論張穎華的增額問題時，不只已拆彌封，而且都已經放榜，若改變錄取名額就是因人而增額，不只對張穎華不可，對任何權貴子弟或販夫走卒都要禁止，以維護正常的制度。

　有關增額問題是政客在行政治鬥爭，可以不必理會，然而，婦女團體抗議軍校招生女性錄取名額太少這一件事，就值得大家重視，婦女團體所追求的是女男平權問題，純為公益，不是政治鬥爭，所以必須加以重視。尊重女權是現代社會的潮流，但在爭平等時，應該注意爭取立足點的平等，不是平頭點的平等，若是一般大專取才，不分性別是正確的，但對軍事學校而言，是否要分性別就值得商榷。

　對一件事情的思考，不能只專注權利，還要配合義務，要享權利，必定也要承擔義務。男性有服兵役的義務，女性則否，所以士官兵幾乎清一色男性，因而軍官男性多於女性也屬公平，男性盡了義務，也享了權利，女性沒有服兵役的義務，少了當軍官的機會也屬正常。再說男性有服兵役的義務，女性則否，代表軍中事務由男性承擔比較適合，士官兵如此，軍官也當如此，若婦女團體認定勝任軍中事務並沒有性別的區分，那在爭取女性當軍官的權利時，也應該主張女性有服兵役的義務。

　談到權力，就需要思考與權力相提並論的責任，在民主體制架構下，授給一個人權力時，也同時授給他責任，權力與責任是一體的兩面，不負責任的人就不應該享權力，全國人民都有選擇行政首長與民意代表的權力，但同時也負起選對人的責任，若是選錯人，人民就要承擔選錯人的痛苦；政府首長有挑選主管的權力，但要負擔用對人的責任；行政首長有施政的權力，但也要承擔施政失敗的責任。

　很顯然的，所有職位，若享受權力，就要負擔責任，然而國內有很多團體，強力介入行政體系，掌握了權力，卻完全不必負責任，例如少數地區的教師會，強力介入教育行政體系的決策，享有決策權，但不必負任何責任，形成有權無責的現象。所以成立教師會，是要保護教師的權益，教師負起教學的責任，應該享受教師的權益，但教師的權益並不是擔任太上教育行政首長，教育行政首長需要負起成敗的責任，教師會沒有責任可負，介入教育行政的決策權是有違權力與責任對等的精神，教師會除了維護教師的權益外，當然可以成為教育政策的諮詢單位，但不是決策單位，最重要的，教師會該爭的是權利不是權力。

　又如工人組工會是為了維護工人的權益，若是為了工人的直接利益而爭乃無可厚非，然而，公營事業的工會卻常干預董事長的人選，超越工會的權力範圍，工會不是公司的老闆，而是公司聘用的人才所組成的團體，股東才是公司的老闆，只有股東擁有公司的基本權力，所以，由股東產生董事會，再由董事會產生董事長，由董事長與董事會聘請總經理，由總經理指揮所有員工執行任務，員工是受聘的人，不是老闆，干預董事長人選是明顯的越權，即使其動機屬善意。董事會所聘的董事長是否適任，那是股東的事，員工只能建議，不能干預。

　十幾年前台灣正風行「教授治校」，所謂教授治校是指由教授組成學校的立法單位，也就是校務會議成為學校的決策單位，校務會議代表享有決策權，但不能干預行政權，否則就變成教授獨裁。可是，有些教授誤解「教授治校」的真諦，以為教授在學校裡甚麼都可以管，然而他們又不必負任何責任，因而喜歡管事的教授就變成有權無責的太上校長，當時校長為這一件事所苦，筆者建議校長聘請喜歡干預行政的教授擔任行政主管，使他們變成有權有責的人，可惜校長沒有那份膽識，寧可讓那些教授繼續扮演有權無責的角色。這也是台灣的畸形現象，有太多人自己不必負責任，卻要與需要負責任的人爭權力。

http://www.southnews.com.tw

（2003.07.30)

【TOP】【回上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