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衛生組織（WHO）已宣布台灣是世界上中國肺炎（SARS）蔓延最快的地方，臺灣的醫療水準已被列為先進國家，生活水準也在一般水平之上，然而中國肺炎的防治卻落人之後，此乃由於臺灣被舊文化所束縛，阻礙新文化的形成。

　日治時代以及終戰初期，肺結核幾乎是絕症，而且是傳染病，當時的臺灣人將它列為「不名譽」的疾病，病患會受到他人排斥，所以罹患肺結核的人為了自保，都會嚴守秘密，即使傳染他人也在所不惜。在那年代，罹患傳染病的人隱瞞病情並不會被認定是一件不道德的行為，因為大家都這麼做，況且若不隱瞞，自己會受到傷害。

　新文化對罹患傳染病的人要極力幫助使其快速康復，病患不只不必隱瞞自己的病情，還會自我約束，自我隔離，以免傳染他人，在這階段隱瞞傳染病的病情是社會規範所不容許的。

　今日還有不少臺灣人停留在舊文化的思考，隱瞞中國肺炎的病情，造成數家醫院被中國肺炎攻陷。

　多數臺灣人具有強烈的賭性也是這次中國肺炎蔓延的重要原因，醫院管理階層存有賭性，被中國肺炎入侵並不立即發布，而是關起門來搶救，不過都是搶救失敗，因而氾濫成災。多數臺灣人只想到「得」，不考慮「失」，即使期望值很低的賭局還是有人一窩蜂的下注，因為他們只想到賭贏的快樂，不會理會賭輸的痛苦。

　這次中國肺炎入侵醫院時，為了擔心其他病人的抵制，造成業績一落千丈，所以醫院就關起門來搶救，對外隱瞞消息，充分發揮賭徒的個性，依他們的盤算，賭贏了醫院照常運作，賭輸了再面對社會的責難。不過到目前為止，具有賭性的醫院都賭輸了，其代價是讓中國肺炎快速蔓延，造成臺灣嚴重的傷害。

　為了討好選民，在中國肺炎入侵臺灣時，各政黨都聲明為了臺灣大家要同心協力一起防疫，表面上將防疫工作擺在政治活動之上，事實上是伺機施行政治鬥爭，利用中國肺炎來打擊政敵，立法院各黨團的出擊只有「政治」，沒有「是非」，泛藍營全力攻擊中央政府，卻盡力支持自己的地盤，國民黨不會檢討台北市，親民黨則全力維護長庚。不過，有一點耐人尋味的就是國民黨也會抨擊長庚；親民黨也照樣打馬，表面上泛藍營已整合成功，事實上暗中還繼續較勁。

　政治人物在攻擊政敵時，頭頭是道，將政敵貶得一文不值，可是自己面對考驗時，卻顯現出比政敵無能。中國肺炎剛入侵臺灣時，台北市衛生局長以專家的立場討伐中央，可是當台北市的醫院被入侵時，她還是束手無策；張昭雄在媒體抨擊防疫的失敗，有人建議他應該加入防疫行列，他回答自己是長庚出身，管不了其他醫院，可是當長庚出問題時，他並沒有顯現出專家的才能，任由長庚淪陷。

　政治人物表面上支持防疫，可是為了政治鬥爭，他們常對防疫工作掣肘，消耗太多社會成本。政治人物對臺灣的危害實在太大，只有破壞，沒有建設，中國肺炎之毒還不如政治人物的口水，臺灣若沒有政治人物的口水，防疫工作會比現在好得多，例如中國肺炎剛入侵臺灣時，時任衛生署長涂醒哲就主張暫停台商回台，立刻受到立法委員的批鬥，等到大家體會到涂醒哲的主張正確時，已來不及阻擋中國肺炎的擴散。

　立法委員隨時要求行政官員辭職，可是當政務官辭職時，他們又要抨擊官員臨陣脫逃，李明亮辭職時如此，涂醒哲辭職時也一樣。非內閣制國家的國會議員並沒有權力左右內閣閣員的任免，政務官誰要上臺、誰要下臺干卿底事？

　臺灣有不少國會議員只會政治鬥爭，不清楚自己的權責，自己的立法工作做不好，卻要干預行政權。立法委員干預行政權加上政治鬥爭的結果讓行政人員覺得動輒得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多做多錯，少做少錯，因而養成被動的習性，缺乏主動出擊的精神，對於一般行政事務而言，行政人員的被動習性只不過使績效不彰而已，並無大害，可是遇到攻擊性超強的中國肺炎，你不主動攻擊就會被它攻陷。

　臺灣人的習性積弊太深，等臺灣人醒悟時，已全面被中國肺炎攻佔，要解救臺灣，恐怕只有總統依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三項發布緊急命令。本來緊急命令是不輕易發布，因為會受到在野黨的圍剿，民眾也不太能接受，然而今日的臺灣已陷入危機，人民對中國肺炎的恐慌遠超過緊急命令所產生的不便，所以總統發佈緊急命令會得到多數民眾的支持，在野黨也不敢違背民意而加以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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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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