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憲法學者比較推崇內閣制，他們認為總統制的國家權力集中在總統一人身上，容易產生獨裁總統。可是，大家都承認實施總統制的美國不可能產生獨裁總統，因為美國政府的權力與責任完全制度化，沒有人會挑戰制度，大家都依照制度而行就不會有偏差。而制度的維護完全依賴司法，也就是司法單位扮演遊戲規則的仲裁者，成功的仲裁者其基本條件就是獲得人家的信任。

　上一次美國總統大選，佛羅里達州的選票雙方的差距在法定範圍內，高爾可以提出重新計票，在重新計票的過程中產生許多變化，最後司法單位裁定電腦計票有效，不必再從事人工訂票，布希因而獲得總統寶座，高爾的支持者雖然不滿意，但還是遵從司法單位的裁決。這一事件若移植到台灣來必定發生暴動，因為美國人會尊重司法單位的裁判，台灣人則否。

　台灣的司法不能得到人民的信任有其特殊的背景。在獨裁體制時代，司法是獨裁政府打擊異己的工具，黨外人士被判刑反而變成光榮的經歷，那時候司法人員的操守也不佳，所有政府機關最不受人民信賴的是司法單位。

　政治民主化之後，政府已不可能操控司法，司法人員的操守也大有進步，可是人民還是不信任司法，司法審判照樣缺乏公信力。第一個原因是舊勢力在司法單位根深蒂固。不少司法人員還是不能跳脫舊勢力從事公平審判；第二、司法人員也隨著政治人物選邊站，不能公平的執法。

　獨裁時代的舊勢力加上目前親藍營的勢力，造成司法界藍營的勢力比綠營強得多，才會出現台北地方法院判定李前總統要賠償宋楚瑜一千萬，並在九大報刊登道歉聲明三天。以李前總統的案例與李慶安比較，就可看出司法人員的偏差。

　李前總統於去年四月二十四日在群策會所主辦的「從二○○四年總統大選看台灣民主政治之發展」研討會中指責有人不尊重司法，對總統大選的結果不滿意不依司法途徑解決，反而凝聚群眾抗爭，有人丟下群眾自己跑去睡覺，甚至於有人跑去打麻將。宋楚瑜自己對號入座，提出侵權官司，台北地方法院於十一月十七日做出令人震撼的判決。

　拿這個案子與李慶安的舔耳案比較就可看出台灣司法界得不到信任的原因。李慶安是直接誣指涂醒哲是舔耳案的主角，而且拒絕接受涂醒哲的解釋，對當事人造成嚴重傷害。李前總統指責的是違法的群眾運動，「打麻將」只不過是陳述事件的一個小配角，況且宋楚瑜打麻將事件壹週刊早在二○○四年四月十五日（李前總統演講的前九天）已詳細揭露，宋楚瑜若真的要打侵權官司也應該找壹週刊才對，他找李前總統完全是政治問題，不是司法問題。再說打麻將也不是什麼不名譽的事，真正使當事人受到的傷害是自己不尊重司法，不是打麻將，而聚眾抗爭是有目共睹的事貿，更牽涉不到侵權問題。

　以這兩個案例比較，李慶安對涂醒哲所造成的傷害遠大於宋楚瑜，而李慶安被判定賠償六十萬元，李前總統則是一千萬元，不知誰能相信司法公正。

　本土化群眾對台北地方法院的判決感到不滿，準備發動群眾抗爭，但被李前總統制止。李前總統認定要進入民主體制的先決條件是司法要有威信，若大家對司法不滿意都群起抗爭，制度的仲裁者就不能縰護民主體制的運作，對國家產生相當大的傷害。

　本土化人士在司法界居弱勢，該抗爭的是本土化人士，可是本土化人士沒有抗爭，反而那些在司法界佔盡優勢的藍營頻頻抗爭，例如二○○四年總統大選後他們不尊重司法，選輸了就抗爭，看來台灣要進入真正的民上體制還相當遙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