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亞洲進入通貨緊縮時代時，雇用問題的因應將成為最具關鍵性的政治任務。這個任務將深刻影響著中國與東南亞在2003年的變動。

中國精英　戰略抉擇

　2003年3月是中國的關鍵議程。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將選出國務院新任總理。取代朱鎔基而成為新總理的溫家寶，將主掌今後五年中國的經濟決策。與此同時，國務院各部會重要人事，也將進行改組，技術官僚出身的新一代領導層將全面接掌國務院。

　新一代領導層將是任務艱辛的一代。在歷經二十餘年快速經濟成長之後，中國的社會階級結構已出現明顯變化。作為政權傳統性社會基礎的工、農階級，處境正急速惡化。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所必然帶動的國企改革與裁員，使失業率在未來三年平均每年增長30％。單是2003年一年內，由於產業關稅預定降至7％，農產品關稅減牛至14.5％，將使中國多增加800萬失業人口，他們大都是從國有企業下崗的工人，以及因為稻穀價格下跌而被迫離鄉的農民。

　與此同時，中間階級的形塑工程也出現挫折。快速的經濟發展使中國確實存在著不少受過教育且從事白領工作的人口層，但他們並未能構成有力且地位獨立的中產階級。作為社會力量，他們在人口數量上遠不如工農階級，而在政治上，他們既欠缺足夠的意志，且缺乏應有的認識、能力與組織連帶，因而他們的社會抗議，只能表現為以法輪功為象徵的宗教形態，而非帶有明確議程的政治、經濟與社會訴求。

　再者，快速經濟發展也未塑造出有力的大資產階級。根據英國「劍橋經濟學期刊」的調查，中國在每一個產業中所培育出來的大企業，無論在航空、石油、石化、鋼鐵、採礦、汽車、電力，以及其他，儘管獲得中國政府的強力支持，卻未具有國際競爭力。

　這意味著，中國的大企業階層無法通過國際競爭與獲勝，目外部贏得更多的利益來壯大自己並將些許的利益分享給工農階級，而是必須仰賴國家機關的支持，通過官商勾結，以政府力量限制市場參與權的「尋租」（rent-seeking）方式來維生，亦即中國大資本集團的生存只能通過與國家機關掛勾來強化內部壓榨，而其社會代價最終將由工、農階級來承擔，從而加速社會的矛盾與階級對立。

　江澤民政權所採取的統治策略，甚至是有意識地加強與鞏固這個政治社會方程式。在江澤民時代，中國政府採取的執政方針，不是以意識形態，而是根據對共黨領導層的忠誠度來界定誰是共產黨人。迄今，中國共產黨的組成結構中，企業領袖已占五分之一，一個二十餘年來共黨精英在改革開放大旗下，利用政治權力謀取經濟利益與進行國家財產實質私有化的必然發展。

　如此，在江澤民的主導下，中國共產黨正運用經濟成長所帶來的社會結構變動，將政權的支持基礎從廣大的工農轉換成人數極有限的企業家階層，並透過中國經濟運行最根本原理的尋租政治經濟學，將黨政官僚層與企業階層的利益徹底綁在一起。通過支配體制的轉換，統治當代中國的黨企利益共生集團，面臨著處理日增的失業以維持社會安定、緩和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嚴重不均衡，以及在全球反恐戰爭定調的新世界中，重新定位中國的角色。

　圍繞著這些課題之處理政策的精英互動，將使中國共產黨領導層內部的路線爭議無可避免。基本上，新一代領導層將有更能認清病根之所在──在黨國專制體下遂行經濟改革開放，黨國體制的支配層成為最大受益者，而改革開放的代價由一般庶民負擔的結構性問題。

　支配層的使命感是打開這條狹窄通道的最重要匙鑰。中長期而言，這個使命感的強或弱，主要不是受限於「第三代」領導層的遺產與包袱，而是第四代領導層對往後接班世代的認知──「第五代」接班梯隊，主要來源是共青團、太子黨，以及獲有歐美日學位的專業技術官僚。這些人在經濟管理方面具有專業能力，而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他們未必能夠擁有多少良策，或是有多大的興趣／熱忱來改造體制。

　更重要的是，在這些頂層菁英之下的中層幹部崗位中，「文革世代」全面填位。這一代，生長在文革的動亂期間，普遍沒有進過大學，有些甚至未曾好好讀過中小學，從而人才缺乏將成為今後的一大問題。再者，「文革世代」歷經中國社會價值觀最劇烈的轉變，他們是價值觀最為混亂，道德操守最為敗壞的一代。這意味著統治機器中層的無能、腐化、濫權問題將更為惡化，從而加速與深化中國社會的矛盾與緊張。

　鑑於「文革世代」的人才荒問題，有過留學經驗的「海歸派」將有機會填補一定的空間，但他們的意識形態取向未必能獲得共產黨高層的信賴，晉用的空間有其局限性。更何況，共產黨內並無足夠的人才能夠指揮這些「海歸派」。這意味著在「文革世代」中，教育訓練最完整，團隊連結意識最高的軍力，將有機會填補大量的人才空缺，進而使他們在決策體系的發言權增大。

　這就構成以胡錦濤為首的「第四代」領導層所面臨的真正挑戰。儘管在短期（兩年）內，「第四代」仍無法完全排除江澤民所代表的「第三代」對中國政治與政策路線的影響力，但中長期（三年以上）而言，「第四代」真正的挑戰卻是如何帶領一批更為腐敗濫權的中間幹部，而同時又要防止軍系影響力擴大的情況下，如何因應與處理更趨惡化的社會矛盾與緊張。

經濟外交　加速通縮

　這個複雜的社會方程式將制約著2003年的中國政治、經濟政策與外交。在三月國務院人事底定之後，新領導層將歷經一段試行錯誤期，許多政策主張或理念將大量被釋放出來，一方面據此進行僅具修辭意義而不具有行動意義的形象管理，另一方面則藉此試探著黨國體制內、國內市場，以及國際社會的反應，藉以釐清和標定新領導層所能擁有的行動空間與限制。

　由於行動空間極小且限制極大，新領導層不會在2003年發動重大的內政改造，而是將精力放在經營經濟表現之上：引進更多的外國直接投資，並繼續推動著以低廉工資與地租作為關鍵優勢的出口導向策略，藉以維持經濟高成長。

　2003年美國．伊拉克戰爭所設定的全球政治議程，將給予中國機會。在整年度的外交策略中，中國的基本路線是隔山觀虎鬥，利用歐盟與俄羅斯牽制美國，自己不會正面挺身帶頭反對美國（但形勢許可時將會跟隨歐盟與俄羅斯而對美國打群架），並趁著美國忙於伊拉克戰爭與中東問題之際，擴大爭取更多的外資與政治夥伴，並用基礎建設的公共工程市場拉住美國公司以擴大中國對美國政治的影響力。遠離波灣的地理位置，使中國有機會爭取這些投資，進而增強中國的國力。

　為此，北京在2003年將緊守下列三條綱領：

　第一，繼續運用暴力機器維持中國的「社會穩定」；

　第二，持續放寬經濟管制（dereguation）以擴大外資前往中國的興趣（但這不等於中國政府準備加速整體「經濟改革」的步伐，中央特權團體與地方的阻撓將使真正有意義的經濟改革難以推動）；

　第三，在外交上推展「穩健」、「和平」的形象管理：在伊拉克戰爭期間與戰後，中國的外交將是表現出中國是美國在亞洲可依賴的夥伴，而且是亞洲其他鄰國可依靠的「大哥」。

　這整套外交策略將是兩面刃。一方面，擴大導入外資，將使中國的金融市場必須進一步與國際市場接軌，中國那黑霧般而充滿作假機會的會計制度，受到更嚴格檢驗的壓力將越來越大，從而暴露出中國企業的更多問題。與此同時，當資本市場與外匯市場日漸開放時，人民幣的地位就會更為動搖，使2003年成為外界觀測人民幣地位劇烈變化的一年。

　另一方面，這套策略也將可以取得可觀的果實。製造中國安定而美國捲入戰爭的強烈形象對比，將可望使中國在2003年取代美國，成為吸引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估計在2003年將可望超過600億美元。而中國的鄰邦，尤其是中國的南鄰諸國，包括台灣與東南亞國協諸國，將加速本身與中國的經濟交流，藉以希望提振自己已喪失方向感的經濟，儘管這種作法的長期效果究竟是正或負尚有很大的爭議空間。

　無論如何，隨著經貿交流的加深，中國對這些國家的政治槓桿將會增多，並因而使中國想要在國際政治上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從中東、非洲、南美與亞洲。

台灣危機　病急亂醫

　這些發展，尤其是經濟發展，將對東亞產生持續性的衝擊。就整個區域層次而言，中國經濟的表現將加速與深化亞洲的通貨緊縮壓力，這個壓力甚至會回衝中國本身，特別是早已生產過剩的製造業。而對個別鄰國而言，他們將更感受到通貨緊縮的趨勢再加速與深化。

　台灣當然避不開這些衝擊。2003年的台灣，將因此歷經一個「中國經濟壓力年」。與中國經濟交流的持續深化，將使台灣的生產要素成本價格與中國的生產要素成本價格差距縮小，深化台灣所遭遇的通貨緊縮挑戰。在經濟學意義上，台灣與中國經濟持續的「一體化」，代表台灣的生產要素成本價格與中國的生產要素成本價格最終將趨於一致，這意味著台灣的地產市場將長期不振，平均工資水平在長期上不升反降，而利率水準也將長期低迷。

　「生產要素價格趨於一致」這條經濟學鐵律是認識台灣所面臨之中國挑戰的關鍵。

　在經濟學意義上，這樣的發展趨勢有利於部分企業家階層，尤其是其投資與經營活動與中國繁密相關的企業家。但在社會學意義上，這個發展趨勢意味著占台灣人口多數（八成以上）的工、農、民間受薪，以及軍公教等社會階層的實質生活水準將持續低降，從而造成政治學意義上的廣大中間階層漸次流失，當廣大中間階層漸次流失，長期的經濟效果就很難避免：經濟再也無法實現顯著的成長。

　更重要的是，當中間階層漸次流失，支撐台灣民主最重要的社會基盤也將因此遭到腐蝕，使台灣政治在中長期上不是走向民主鞏固，而是走向民主崩盤。本文一再強調的亞洲通貨緊縮衝擊，正是這個深刻問題的外部表徵。

　但是，在整個社會欠缺精確認識與行動能力，以及政、商精英與對社會大眾抱持之責任感明顯不足的情況下，2003年的台灣，與中國「三通」（其實是直接通航）的內部壓力將持續增加。這個壓力搭配著2003年第三季快速加溫的台灣總統大選，將使「三通」議題成為國內政治論爭的主題，並因此產生注意力上的排擠效果，使台灣社會無法正視通貨繁縮的挑戰，也因此無法對症下藥，研擬出真正切題的解決方法。

東協諸國　內憂外患

　但遭受中國經濟壓力的國家，並非只有台灣，東南亞國協諸國所承受的壓力更大。

　在全球政治議程上，儘管東協諸國大都可以避開美國對伊拉克戰爭所造成的直接政治衝擊，據此保有處理其內政問題的空間，但東南亞的群島國家卻沒有這種機會。

　而在亞洲區域議程上，東協諸國的航向更不清楚。在來自日本的投資續減，而中國的競爭壓力日增下，致使東協諸國更難保有比較優勢。如此一來，東南亞整體的雇用情勢，極可能在2003年進一步惡化。

　更糟糕的是，政治不穩定、地理上的分散，以及區域內為數眾多的穆斯林人口，使奧薩瑪．賓拉登的「軍事據點」（al Qaeda）及其在東南亞的武鬥派協作團體，有機會運用美國對伊拉克戰爭所激起的政治板塊重編，升高他們的攻擊行動。美國對伊拉克戰爭，將更激怒伊斯蘭主義武鬥派穆斯林，乃至刺激更多的非武鬥派穆斯林加入武鬥派，這些武裝團體將利用美軍將焦點集中於中東的機會，擴大他們在東南亞的武裝行動。

　如此，在2003年第二季，亦即伊拉克戰爭全面爆發之後，東南亞區域的島嶼國，尤其是印尼與菲律賓，內部動亂極可能升高，類似2002年10月12日巴里島恐怖爆炸案的攻擊，也很可能再度發生。而從麻六甲海峽到南中國海這條海巷的恐怖攻擊行動或海盜劫掠事件，也將逐漸增多。在這個過程中，油輪與重要石油設施遭受攻擊的可能性最高（這意味著亞洲保險市場將在2003年跟上全球保險市場的走勢，保費水準追上美國和歐洲保費的高價格水準）。

　在所有東南亞國家之中，局勢最為惡化的將是印尼。這個全球最大的群島國與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國家，將陷入嚴重的社會、經濟與政治混亂，雅加達當局將絕望地企圖運用軍事手段來維持整個政治體系與社會體系免於崩潰瓦解。此外，在巴里島恐怖爆炸事件之後升高反恐作為的白人國家澳大利亞，將吸引「軍事據點」及其東南亞戰友的注意，這些武裝鬥爭團體攻擊澳大利亞的興趣將日漸升高。

　在經濟航向不明與遭受恐怖攻擊的恐懼升高的過程中，早已處於零散狀態的東南亞國協，成員國之間的團結力將進一步稀釋。東協諸國彼此之間的齟齬將很多，幾乎每個國家都會採取以鄰為壑的外交政策，企圖利用區域中的國際問題來獲取本國的內政利益，並將代價推給鄰國去承擔。如此一來，除了在打擊恐怖主義所需的情報分享之外，東協諸國各方面的合作將歷經幾近全方位黯淡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