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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日俄戰爭中的勝利，對當時的國際社會帶來極大的衝擊，並因此引起一系列的思想漣漪。
日本模式的風行
日俄戰爭是世界史上第一場有色種人的國家擊敗白人強權國家，而且是陸地第一強權俄羅斯的戰爭。這場戰爭激揚著被歐美白人殖民的全球各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意志，並在思想上引起重層的波紋。
首先是日本模式的登場。明治維新以降的變革經驗，成為許多被歐美帝國主義侵略之國家當局或殖民地民族主義運動領袖爭相模仿的對象。例如，飽受俄羅斯帝國數百年侵略之苦的奧圖曼土耳其，即興起學習日本的熱潮。儘管這個熱潮並未能阻止奧圖曼土耳其帝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解體，但在帝國解體後帶領土耳其進行改革的凱莫爾（Kemal Ataturk），建立世俗化土耳其的國家模型，卻是以明治日本為本。
而在亞洲，也興起類似的政治運動。在清帝國之中，政權內部即興起立憲運動，認為日本變革的成功，關鍵在於採行君主立憲體制。日俄戰爭後的1906年，清帝國當局承諾模仿日本實施君主立憲。1908年，頒布模仿日本明治憲法的憲法大綱，並在各省設置諮議局（地方議會），希望以日本為藍本，建立富強的國家。而在政權之外，包括主張推翻清帝國政權的革命派，學習日本的風潮也同樣流行。其中，最明顯的指標是前往日本的留學生人數激增，從日俄戰爭前1901年的280人，至日俄戰後1905年年底的8,000人，再到1906年年底的18,000人，日本成為清國留學生人數最多的國家，因而革命團體在1905年於東京重組，改稱「同盟會」，東京取代其他地區，成為清帝國革命派的大本營。
更重要的是，在模仿日本模式的時代風潮中，對所謂日本模式的認識與期待，主要集中在「君主立憲」與「富國強兵」這些面向上。許多人注意到，日本自明治維新之後強力推進的君主立憲與富國強兵政策，使日本得以在短短數十年間，從岌岌可危的海島小國，轉而為成連續擊敗清帝國與俄羅斯帝國的新興強權。但是，很少人注意到，日本在同步推進君主立憲與富國強兵的過程中，對外取得展示國權的代價，卻是內部的民權扼殺，因而將明治維新（西化運動）所應當追求的國民（nation）締造工程，轉化為臣民的製造。
具體而言，近代日本努力整備「國民國家」（nation-state）的需要，源於十九世紀幕府末期所遭受的西歐衝擊。與甫至1870年方才獨立建國的義大利與德意志相似，這個時期的日本，也是個國際體系中的後進國，也同樣面臨了如何統合內部，以資強化在險峻的「萬邦對峙」之國際環境中生存的能力。
國民國家是法國大革命的產物。1789年法國大革命，摧毀了法國的絕對主義領域國家體制，引起歐洲君主支配體制的正當性危機。在歐洲，絕對主義主權國家的崛起，曾撕裂歐洲政治史的大傳統，造成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分離，形成政治理論上的巨大裂痕。
歐洲政治的基本單位是主權國家，國家主權屬於國王，「朕即國家」，整套政治秩序觀並未在理論上將被統治者•人民納入，人民不存在於這套政治秩序觀之中，他們只是國王的私有財產，而作為人口主要構成的農民，甚至還只是國王、僧侶、貴族所持有之不動產（領土）上所附加的動產。
在法國大革命之前的絕對主義王政體制與身分（等級）制之中，居住在法蘭西這塊法王領土上的人們，各自被排定不同身分（皇家、貴族、僧侶、商人、農民等），他們除了科西嘉人、巴黎人等地緣意識，以及對領主和君王的忠誠心之外，並無共通的利害關切與連帶感，因而希望保全「祖國」（patrie）的只有君主一人，君主的人格就代表著這個國家及其公共性。但是，法國革命政權廢除王政之舉，尖銳地凸顯了體制正當性與政治理論上的裂痕，如果國王不存在，那麼，誰擁有國家的主權？國家領土的所有權歸屬何方？領土內的人民又如何定位？
通過法國大革命，國家已不再是君主與部分權貴階級的所有物。在革命過程中，原本用來反抗王權與身分制的「人民」（people）觀念大為流行，因而有人民意志（Vox Populi）的著名口號。隨著革命的展開，「國民」（nation，或國民全體）這個新概念取代了人民（people），逐漸變成代表人民總體的集合代名詞，國家（state）不再是國王所有，而是「國民全體」（the Nation）所有。在革命過程擔任領導角色的西耶伊斯（Emmanuel J. Sieyes），在他那『何謂第三等級』的演說中清楚地主張，國民的存在先於所有的政治、立法手續，國民是由自由、平等且獨立的個人所組成的聯合體。在革命政府的指導下，1793年憲法進一步將作為（新的）主權者的民族界定為「單一且不可分割」。
從國民到臣民
這個國民全體（nation），既非奠基於社會學式的階級概念，也不是根據人類學式的人種概念而來。畢竟，在革命時期的法蘭西，僧侶與貴族之外的第三等級──新興的布爾喬亞、市民、地主、農民等人群之間，利害未必一致，因而西耶伊斯等革命領導人所稱的國民，與其說是作為「事實」的客體名詞（受詞），毋寧說是懷抱著共同感（同一性）理念，共同而有效地發揮政治功能的意志共同體──政治上的動詞，更精確地說，能動的主詞。
這個具有主觀能動性的主詞，核心任務是參與國家意志的決定過程（決策過程），並在具體實踐上通過國民的代表來參與國家決策過程。換言之，國民主義（nationalism）蘊涵著（代議）民主•共和主義。
國民的創出，填補了國家理論出現以來即存在並因王政被廢而尖銳凸顯的理論裂痕。在革命過程中，「君主主權」被盧梭所主張的「人民（peuple）主權」所取代，而革命政府則進一步將「人民主權」轉變為「國民（nation）主權」，這意味著所有權的讓渡，並通過民主（共和）主義的中介，所有權人從具體的君主變成抽象的民族，國家的主人翁，國家領土的產權持有人，就是作為抽象集合體概念的國民全體。
國民成為歐洲主權國家體系中，擁有個別領土國家的產權共同體。通過國民概念的創出與民主•共和主義的中介，原本只意味著統治機構的國家，開始取得作為政治社會的共同體性格。國民成為統治機關（國家）與被統治者在意識形態予以同一化的黏合劑。
這個黏合不僅是單純理念上的黏合，更是制度上的黏合。通過革命政府的相關系列措施，國旗（national flag）、國歌（national anthem）等國民國家象徵漸次被創造出來，人民的私生活開始被賦予國民的意義（nationalization，民族化•國家化），軍隊從之前國王的雇傭兵轉化成國軍（national army），而原本由教會與私人家庭教師控制的教育，則改變為革命政府主導管理的國民教育（national education）而漸次普及。
同樣地，通過教會財產的國民全體共有（國有）化（nationalization），國家踏入了宗教領域，天主教會被國民國家化。如此，在革命的行進過程中，通過民主（共和）主義的中介，國民與國家的外延（外部界線）漸趨同一，近代第一個國民國家（nation state）的政治模型，即國民全體（產權所有者）──民主（使用產權的機制）──主權國家（產權行使的對象）三位一體的政治模型，據此被打造出來。換言之，國民主義並非心情、政治情緒等心理現象這麼單純，而是一整套制度的集合體，一個蘊涵著民主共和機制的體系，在這個體系內，國民的抽象概念由政策與制度安排而實體化。
近代日本所面臨的西歐衝擊，在政治體制的原理上，就是國民國家的衝擊。要成功地回應西歐的衝擊，首先必須認清西歐國際體系與國民國家體制的本質，而當時的幕府參謀福澤諭吉，則提出了自己的解答。1860年代，福澤提出了「文明開化」的理論，敏銳地指出西歐國家體系的權力政治本質，因而有「百卷萬國公法不若長槍大砲，幾冊和親公約不若數筐彈藥」這句名言。
福澤的權力政治見解，後來成為維新後的明治政府對外政策的基本思維與追求富國強兵的理論基礎，而福澤本人，也因此在後來被尊稱為近代日本的「啟蒙」大師，迄今仍享有日圓最高幣值一萬元鈔票上紀念人頭像的無上尊榮。
問題是，福澤只洞穿了西歐國家體系的運作邏輯，並未釐清這個運作邏輯下，後進國所面對的內政課題──締造「國民國家」以創建出有效之國民統合機制的課題。
這個盲點的主要癥結在於，明治維新初期，日本四島上的居民，還只有薩摩人、長州人、土佐人或江戶人等地緣意識（類似義大利的威尼斯人、米蘭人等區別本地或外地的概念，以及清帝國境內的上海人、廣東人等區別本省外省的意識），並無統一的日本人意識，因而大大有礙於近代國民國家體制的建立。
為了克服這個難題，高山樗牛與井上哲次郎等人，乃於1890年代創建種族主義右翼的「大日本協會」，參考學習西歐國民國家的版本，鼓吹「日本人」這個超越大和、熊襲、蝦夷、琉球諸種族概念的上位概念──日本「民族」（nation）與「日本主義」，於是，開始形成了近代日本的「國民創造運動」。
然而，在這個過程中，日本明治政府並未通過民權的樹立與確保來塑造新的日本國民（nation），反而是通過天皇制的確立，以及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的戰爭勝利，確立了帶有血緣外觀的一體化日本「民族」的概念與體制。 nation一詞在明治時代的日本被引進並被翻譯成帶有血統色彩的民族，即反映出這種日式政治加工與扭曲的內涵。
在這段以（虛假的）血緣主義為基礎，以戰爭動員與對外擴張為促因的過程中，漸次創造出一個帶有種族主義色彩的「日本民族」，而種族主義的政治體制，必然帶有內部殖民的差別待遇與壓迫──就是在明治憲法頒布與國會開設之後，日本政府也未曾給予琉球人民參政權，即充分反映出近代日本政治模型的種族歧視與差別待遇。
如此，學習西歐國族國家模型的近代日本，雖然透過對外征服與對內壓制的手段，創造出日本版的單一國「族」國家，但卻在天皇制的威力下，日本人民被改造成只能服從於政權意志的「臣民」，「國民形成」（nation-building）變成了「臣民形成」（subject-building），帝國政府創造出絕對服從於天皇意志的忠順臣民，卻未能創造出足以參加國家意志之形成的「國民」（因而必須等到二次大戰戰敗，導入英美版的民主主義體制後，才完成了「日本國民」的建設）。
這個巨大的內部代價，並未被當時驚奇於日本模式的各種膜拜者所發覺。相反地，日本式的富國強兵模式，成為人們跟隨與模仿的重點。日後影響中國歷史與臺灣歷史深遠的蔣介石，在日俄戰爭後的1906年前往日本留學並專門學習軍事，一生的統治行為帶有一貫的軍國主義內涵，不能不說是這個富國強兵之日本模式的具體烙印。
甘地的近代性批判
如果說，日本在日俄戰爭中的勝利，促使日本模式成為各國競相模仿的對象，而日本模式的內涵其實只是壓制人權與民權而實現富國強兵的軍國主義模式，那麼，在日本模式風行的時代，只有一個來自南亞的聲音，尖銳地批判當時蔚為時代風尚的日本模式──甘地的批判。
作為亞洲第一代民族主義之子的甘地，在1909年寫下了「印度的自我支配」（Hind Swaraj，Hind即印度，Swa 是自我，Raj為支配）。這本採取年輕讀者與編者（甘地本人）對話體例展開議論的書，是甘地政治思想最完整的表述。
「印度的自我支配」一書，乃是從亞洲人的角度來檢討西方文明總體，是二十世紀亞洲人首次對西洋文明的核心──「近代性」（modernity）所進行的分析。
「印度的自我支配」指出，西洋「近代」的思想核心，乃是將人類肉體快樂的追求與慾望的解放視為「進步」的一種特殊想法。進步也者，就是要能夠盡可能地錦衣華服，盡可能地享受美食，盡可能地居寢豪宅，盡可能地遠離勞動，盡可能追逐聲色愉悅，盡可能地驅使先進科技，乃至盡可能地發明容易殺人的先進武器。
在甘地眼中，這種源自西方的文明觀，與道德和宗教毫無關連，與其說是文明，不如說是特殊的疾病，一種耽溺於慾望想像的夢境，而且是場惡夢。
印度要實現自我支配，就應該擺脫這種疾病。印度的獨立，與其說目的是在建立一個「沒有英國人的印度」，不如說是要建立一個「沒有近代疾病的真文明」，即建立一個人民懂得支配自己慾望的文明，一個能夠「統御慾望的文明」。否則，就算印度取得形式上自我支配的獨立地位，骨子裡仍然是「英國殖民者的靈魂」，這與不求治病卻只希望改穿病服的想法，根本沒有差別。
在甘地寫書的時代，作為「有色種人首次打敗白人」的日俄戰爭剛結束（1905年），亞洲各國的民族主義受到激勵，咸認為日本的道路就是他們的未來。然而，在「印度的自我支配」一書中，卻有這樣一段對話。
「我們應該（早日趕走英國人）....建設自己的陸軍與海軍，堂堂地在世界上綻放異彩。印度正應該像（打敗俄羅斯）的日本一樣」，年輕的印度讀者慷慨激昂地說。
「問題是，飄揚在日本之上的，其實不是日本的旗幟，而是英國的大纛」，編者甘地淡淡地答道。
甘地對日本敏銳的批判，被後來的歷史證明完全無誤。明治維新的根本精神，與其說是在追求日本的獨立，不如說是希望把日本打造成東亞版的大英帝國。
為什麼日本上空飄揚的是英國的旗幟，為什麼亞洲人會甘心受近代慾望文明的支配呢？甘地認為，這是被支配者在欲望之前目眩神馳，因而甘心對此一支配進行合作。因此，真正的解放之路，應在停止這種慾望共同體內的合作，一旦停止這種合作，大英帝國的支配就會終結。
這就是甘地主張「不合作運動」的思想根源。甘地窮一生之力所推展的這個運動，可說是一場批判近代（modern）的壯闊實驗。建立在這種文明觀之上的印度民族運動，本質上，至少在甘地眼中，不折不扣地正是一場近代性（modernity）批判運動。
如此，日本與俄羅斯兩大帝國最具近代性的武裝鬥爭，通過甘地大腦的折射，反而凝鍊出二十世紀亞洲最具近代性批判的政治思想，並通過此一思想而影響到日後印度的歷史。這或許可以說是日俄戰爭所刺激出來的，最寶貴的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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