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正在上演一齣多國合演的「尊重政治劇」（the polics of respect），相關各國都在爭取美國的尊重，而美國也在調整對待各國的尊重程度。這是亞洲戰略地殼變動的前奏，一個伊拉克戰爭之後的必然歸趨。

伊拉克戰爭的效應

　兩個關鍵議題轉動著亞洲的戰略演進：北韓核武問題與伊拉克戰爭的擴散效應。

　北韓核武問題牽動著美國及其盟友諸國的關係重整，也牽動著北韓及舊盟友諸國（俄羅斯與中國）關係的重整。這兩個重整過程都極為重要，而在根本意義上，美國的對應將牽動著整個局勢的變遷。因此，在最終意義上，伊拉克戰爭的擴散效應具有最關鍵的意義，因為準備對應北韓核武問題的美國，已非昔日的美國，而是一個通過伊拉克戰爭而對「獨力主義」（unilateralism），認為美國依靠自己的力量即可以改變世界的戰略見解）滿懷信心的美國。

　簡言之，美國的動向才是最關鍵的驅動力。

　伊拉克戰爭對亞洲的效應相當多樣。例如，透過伊拉克戰爭，美國對全球展示著驚人的超強軍力，這將有力地迫使北韓這樣的挑戰國調整政策，尋求外交解決而非軍事解決的政策。同樣地，通過伊拉克戰爭，美國採行的「先制攻擊」變成戰略綱領，在一些情況下，將會刺激其他國家投機與跟進，如日本對北韓，印度對巴基斯坦等。再者，通過伊拉克戰爭所展示的專制政權崩潰與民主化進程的開啟，亞洲那些僅存的專制政府，那些進行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的國家，以及那些支持或漠視跨國恐怖主義的國家，現在都將格外警戒。

　但最重要的影響是美國本身的動向（在戰略分析上，必須將美國視為亞洲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更精確地說，在韓戰爆發之後，美國對亞洲導入權力政治與多邊主義混合的政策途徑。多邊主義的代表作是東南亞公約組織（SEATO，1954年至77年），該組織的失敗與解體，象徵著亞太多邊主義途徑的退潮，代之而起的是雙邊主義的途徑。進入1990年代，在經濟發展的信心下，多邊主義又透過「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而捲土重來。進一步，在日本與東協的倡議下，「東協區域論壇」（ARF）於1994年成立，企圖填補多邊主義的空缺。但這兩個多邊主義的嘗試機制，都未能在亞洲安全事務上扮演重要的角色。1997、98年的東亞金融危機，以及2001年九一一事件之後，這兩個多邊主義機制的退潮更趨明顯。相對地，美國的獨力主義與雙邊主義開始抬頭。通過伊拉克戰爭，美國外交的獨力主義趨勢更為明朗，儘管這並不意味著，美國會在亞洲的每一個問題上都採取獨力主義的途徑（美國對北韓採行多邊主義途徑就是一例）。

　當華府對美國本身的能力高度自信時，美國對亞洲諸國的雙邊交往就更有彈性。也就是說，獨力主義強勢的反面，是美國與其他國家的雙邊互動（雙邊主義）更具彈性與自由選擇權。這是因為，當美國的權力強大到遠遠把盟友和敵國甩在其後時，美國對其敵國或潛在敵國的安全警戒感將下降，而美國需要其盟友或友好國家的程度也將遠低於這些國家需要美國的程度，致使美國的敵國或潛在敵國將越來越難以展示實力和恫嚇等途徑來獲取美國的尊重，而美國的盟友或友好諸國，也將必須花費更多的精力來鞏固他們和美國的合作關係。

　這個發展意味著，一方面，亞洲諸國必須拋棄一個幻想，即認為集體安全體制足以確保本國安全的幻想；另一方面，亞洲諸國，特別是美國的盟友或友好諸國，無論是哪一個盟國，也都必須理解到，他們的國家對美國的重要性正在自動下降，甚至走向無關緊要。

　如此一來，所有亞洲國家和美國的互動關係，都會出現一個質的變化。在過去，美國總是大方地回報其冷戰盟友諸國並允許盟國對美國的政策發出異議，並基於冷戰「權力平衡」的考慮而對敵對或挑戰國諸多忍讓。現在，美國是否會繼續容忍那些發出異議的盟國或友好國家，又是否會繼續忍讓那些發出敵意乃至公開挑戰的國家，便顯得很可疑。

戰略偵測期的開啟

　於是，在伊拉克戰爭之後，所有的亞洲國家，都開始重新偵測他們和美國的距離長短，以及他們和美國互動的空間大小。

　對於這些關鍵問題，無論是美國本身，或是亞洲所有國家，目前都尚未理出明確的答案。後者不清楚精確的答案，是因為前者自己不清楚精確的答案。

　就像所有戰爭一樣，一場大戰結束之後，當事國領導人和軍事領袖通常不會立刻確定接下來會怎樣與應該怎麼樣。例如，在第二次大戰期間，當聯軍成功地完成北非攻略戰或所羅門群島作戰之後，美國也曾經歷過數個月的戰略摸索期，因為一次重要勝利之後，當事國必須界定接下來的作戰，這需要一個基本的工作循環：先釐清最終的政治目的與軍事目標，重新評估敵軍的能力與意圖，形成作戰計畫，以及據此重新部署兵力。因此，在外行的媒體眼中，這是一段果決不前、不一致與不確定的時期。但是，在事物的本質上，一次重要作戰的結果，必須經過一段時間才能完全評價，且只有切實與精確地完成此一評價之後，才能進行下一場重要的進擊。

　在伊拉克戰爭之前，美國僅擬定戰後中東地緣政治板塊重整的藍圖（這個藍圖具現在美國的中東民主化與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平路徑圖之上），但對於亞洲地緣政冶板塊的重組，並無具體而明確的方案，最多僅有各式各樣的見解與主張。在伊拉克戰爭之後，美國在中東推動其既定的藍圖，並開始在亞洲摸索新的藍圖。與此相對，亞洲所有國家，也必須開始精密偵測美國的動向，以及摸索本國與美國的新互動關係。

　因此，在伊拉克戰爭之後，亞洲政治開始進入一場複雜的摸索期。四月下旬以迄整個五月，亞洲政治的劇目，即圍繞著此一摸索而展開。這些摸索動作，具體反映在美國及其亞洲諸盟國的雙邊互動，以及其他主要強權的外交作為之上。

　首先登場的是美國及其亞洲諸盟國的互動。在伊拉克戰爭之後一個月內，美國總統先後接見了五位亞洲國家的領袖，分別是澳大利亞總理郝爾德（John Howard）、新加坡總理吳作棟、南韓總統盧武鉉、菲律賓總統艾羅育（Gloria Macapagal Arroyo），以及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

　這五位亞洲國家領袖訪美的共同主題，是接受美國的感謝，感謝這五國支持美國對伊拉克之戰。值得注意的是，這五位領袖在華府獲得頗為明顯的不同待遇，象徵性地反映出美國在亞洲的優先順序。

　五位亞洲國家領袖之中，最獲禮遇的是澳大利亞總理郝爾德與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兩人皆受邀前往布希家族位於德州的克勞佛牧場作客。次佳的待遇由菲律賓女性總統艾羅育享有，她獲邀參加布希總統與夫人親自主持的國家晚宴。再次是新加坡總理吳作棟與南韓新任總統盧武鉉，兩人都前往華府，但前者與布希總統簽署兩國自由貿易協定（FTA），而後者只和布希進行了極短的會晤且無實質成果。

　德州的布希家族牧場是一個重要的政治象徵，象徵著到訪國領袖之國家獲得美國重視的程度。自2001年初布希政府登場以來，全球近兩百個國家之中，僅有英國首相布萊爾、中國國家主席（當時）江澤民、俄羅斯總統普丁、沙烏地阿拉伯王儲阿布都拉（Abdullah），以及西班牙總統阿茲納爾（Jose Maria Aznar）獲邀前往克勞佛牧場作客。

日澳菲升而南韓降

　澳大利亞與日本兩國，都是對美國之阿富汗戰爭與伊拉克戰爭提供實質支援的國家：澳大利亞直接派兵，而日本則派遣加油船與一艘神盾飛彈驅逐艦前往印度洋。在上述英、俄、中、沙、西五國領袖之後，美國邀請日澳兩國領袖前往克勞佛牧場，展示著布希政府對兩國的重視程度，象徵著日澳作為美國在亞洲安全佈局之雙錨（約四萬美軍駐日，而澳則為美國的積極盟友）的地位不變。甚至，這項禮遇還意味著，伊拉克戰爭之後，美國必將進行全球駐軍政策再界定，而日澳極可能再度被列為美國在亞洲的最關鍵的盟友，且其區域安全的角色將可望獲得強化。事實上，美國正積極鼓勵日本擺脫和平憲法的束縛並對亞太區域安全作出更多實質的軍事貢獻，而東京的小泉政府看來同意這種要求，甚至更積極地回應。與此同時，在歷經1970年代至1990年代的戰略守勢之後，澳大利亞的防衛政策也開始逆轉為戰略前進。

　除了日澳兩國之外，新加坡與菲律賓的角色也在提昇。新加坡位於印度洋與太平洋的戰略遏制點，是美國的長期盟友，近一兩年剛完成樟宜軍港來讓美國航空母艦得以駐港。在五月的訪問行程中，新加坡總理吳作棟並未獲得特殊待遇，但代表新加坡與美國政府簽署雙邊自由貿易協定，進一步深化新加坡與美國的戰略合作關係。

　與此相對，被視為「全球反恐戰爭」第二戰線的東南亞島國菲律賓，儘管國內反對勢力頗壯（包括副總統），但艾羅育總統領導的馬尼拉當局，仍通過全球反恐戰爭而積極恢復對美國的軍事合作關係（美菲傳統結盟關係在1991年破棄），包括邀請美軍顧問團進入菲律賓來從宇訓練與舉行聯合演習。此一地位的上升，反映在艾羅育總統在華府所接受到的特別禮遇──她獲邀出席布希伉儷的正式國宴（晚宴），而在此之前，布希伉儷僅主持過兩次此類的外交國宴。

　更重要的是，在美國期間，美國政府宣布對菲律賓提供新的軍事援助，並給予菲律賓「主要非北約盟國」（Major Non-NATO Ally,MNNA）的地位，使菲律賓在美國的盟友諸國名單中，形式上升格至日澳同等的地位。此一地位的提升，標誌出美軍今後在菲律賓的新動向：使用菲律賓作為戰略駐軍訓練基地、美軍在東南亞的前方展開據點、輜重補給囤積地，以及部隊輪值地。

　與上述四國相較，南韓總統盧武鉉最受冷落。在整個訪美行程中，布希總統只安排和盧總統會晤三十分鐘，且雙方的談話毫無新意。這反映出兩國關係的實質變化：自布希政府登場後，南韓與美國關係冷淡，而盧武鉉的當選及其外交政策觀，更讓華府敏感。更重要的是，布希與盧武鉉兩政府對處理北韓問題的政策見解不同，布希支持孤立（含更嚴厲制裁）、封鎖乃至軍事行動，而盧武鉉追求與平壤更多的合作，包括讓步，而對北韓的威脅讓步，正是布希政府最痛恨的行為。

　簡言之，盧武鉉總統在訪美期間所遭受的「冷遇」，標誌出華府對美國／南韓同盟關係的重視程度明顯下降。任可預見的未來，這個下降趨勢將會更為明顯，因為自信滿滿的華府對異議（包括來自盟友的異議）更缺乏耐心，且在日澳菲新諸國努力強化其美同盟關係的趨勢下，與華府政策見解明顯歧異的南緯，今後在美國的亞洲安全架構下所扮演的角色，將只有下降一途。

俄印示威而中國軟擊

　與上述美國及其諸盟國的互動變化同時，亞洲的其他主要強權，包括俄羅斯、印度與中國，也展開獨自方式的對美試探。

　五月下旬起，俄羅斯與印度展開聯合海軍演習，參加演習的艦隊包括俄羅斯的太平洋艦隊與黑海艦隊，以及印度的西方艦隊，演習地點在阿拉伯海（5月22日至23日）與孟加拉灣（6月1日至2日），演習內容則包括防空、聯合搜尋潛艇以及利用海軍直升機進行搜救行動等。

　此一演習是1991年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海軍與外國海軍艦隊首次舉行的聯合演習，同時也是印度海軍與外國海軍舉行的最大規模軍事演習。這場演習原本預定於4月30日起舉行，但因外界揣測說演習直接針對伊拉克戰爭局勢，「為免引起誤解，特地將演習順延到伊拉克戰爭結束後」（俄羅斯國防部長謝爾蓋．伊凡諾夫語）。話雖如此，演習的政治目的卻很清楚，即在對美國打出明確訊息，告知華府，俄羅斯和印度仍是兩個不容美國忽視的海洋強權，且俄印兩國是盟友，具有共同投射兵力的意願與能力，因而今後美國與兩國交往時，應該充分尊重兩國聯合起來的地緣政治力量與兩國的地位。

　與俄印兩國直接以海軍艦艇向美國要求尊重的舉措相對，中國則在5月25日打出第三枚導航定位衛星，藉此向美國與亞洲諸國展示中國科技力量。此一導航定位衛星背後的科技，可以協助發展巡弋飛彈系統等軍事科技，在本質上具有軍事意義，但形式上則屬於文民科技。因此，這是中國對美國的一項軟性示威，政治動機和印度與俄羅斯一樣：「請尊重我，我是大國」。

　無論華府如何看待這些示威訊息，通過美國及其盟友諸國的關係重整，以及俄印中諸國帶著示威形式的偵測行動，當代亞洲政治的兩大方程式已呼之欲出：第一，亞洲正進入戰略地殼變動的前夕，所有國家都在偵測與摸索地殼變動的震央與向量；第二，俄印中等國並不能組成戰略意義上的有力同盟，這意味著他們無法取得主導亞洲地殼變動的權力，亞洲地殼變動的震央，終究仍在北美洲的華府，而其向量，仍舊是美國的超級權力。

　亞洲地殼變動的震央已經標定，震動力也已十足累積，萬事俱備，僅待第一塊板塊的移動。在未來的亞洲歷史中，擁有核武的北韓，將會是那一塊第一個移動的板塊。當此一板塊位移時，將牽動亞洲全面的地殼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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