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二八前夕，台灣人民用各種形式，發出謙卑的聲音，期待過去的歷史傷痕，能被誠實的對待。而過去的殖民政權，從未面對其歷史罪責，誠心反省，試圖以幾滴鱷魚的眼淚，迴避那段血腥不堪。台灣在試圖重新建構被外來政權扭曲的歷史過程裡，也因缺乏深層的文化反思，與面對歷史真相的勇氣，是心虛的、是徬徨的。

　當我看著我們的國家與人民，在民主實踐的台灣，依然無法誠實面對那段歷史的真相與正義，內心是無比的掙扎與無奈。讓我想起三年前，在紐約時報看到一篇由智利專欄作家執筆的文章（My Tortured Inheritance by Rafael Gumucio），表達對智利政府在處理其轉型正義問題的心情感觸時，那股久久不能自已的心情。

　在此簡約描述其文章大意，希望能提供台灣人民一個借鏡，在面對與思考二二八的歷史問題時，能夠擺脫殖民政權數十年來加諸在我們身上的精神桎梏，進而產生不同的歷史關照。

　在智利政府公布獨裁者皮諾切特將軍統治時期政治迫害的調查報告後不久，作者正準備寫一篇「理性與清醒」的文章，反駁若干報紙對高額賠償金額的批評（約有27,255人可獲得每月兩百美元左右的終身賠償），並對智利政府想以此方式來掩蓋他的罪惡與羞恥無法苟同。

　當作者正在搜尋靈感時，他的媽媽打電話來，以帶著欣慰與不安的聲音告訴他，她和她哥哥的名字同時出現在政府的調查報告中，她的過去成為國家傷痕的一部份，如同佔據智利國旗半邊的紅色鮮血一般。令她不安的是，當他許多朋友都在那個邪惡政權迫害下死亡的同時，她卻苟活了下來。稍可令人安慰的是，在經歷十五年半調子的民主後，智利政府終於找到勇氣誠實的去檢視那段不堪的歷史。

　在其調查報告指出，從1973到1989年間，「折磨」（TORTURE）為國家維護其政權的主要工具，「折磨」以許多不同的方式存在，包括心理與肉體上的。作者的媽媽是一位天主教大學的社工教授，因為巷口麵包店的老闆懷疑她是危險的左派「顛覆份子」。幾天後，他的母親便在她的小孩前被憲兵與秘密警察以黑布蒙上雙眼帶走。幸運的是，她在不久後被釋放，並在法國政府的政治援助下，逃離智利。不像許多遭受酷刑折磨的智利人，作者的母親並沒有受到嚴刑拷打，因此，她從來就不覺得她有權利尋求任何形式的正義與賠償，畢竟比起其它的智利人，她所失去的根本就不算什麼。

　「折磨」並非來自暴力或野蠻，而是經過高度文化與科學計算的結果。「它」讓倖存者感覺自己是某種形式的特權階級而他們生命的存在是背叛自己原則的提醒。「它」奪走他們的靈魂卻留下軀殼，把他們變成一群「行屍走肉」，並利用「恐懼」從事另一種形式的折磨。那是一種可怕而有效的統治工具，因為「恐懼」知道如何操弄人心並摧毀任何人想要抵抗的本能。

　作者在目睹母親被逮捕時，只有三歲，他的家人告訴他，那時他趴在地上裝死，期盼他們能放過他。在那個當下，他作了一件跟其他想求生存的智利同胞一樣的事：試圖「創造」一個無意識的存在，催眠自己進入某種「死亡」狀態。雖然因此救了自己，可是，從此再也無法完全從「無意識的存在」中清醒過來。作者從未被刑求，而其母親也僅遭受拘留與恐嚇。但他們身體的一部份卻早已在那個他母親被逮捕的春天午後死亡，而那份對朋友的信賴，那份對自由彷彿像呼吸一樣自然的渴望，也再也找不回來了。

　作者在結論中提到：「我不知道一年七千萬美元的賠償金額是否足夠彌補國家機器所犯下的過錯，我唯一知道的是，政府這份詳盡的調查報告是以一種方式告訴我們，在1973那年假裝死亡，並在其後失去靈魂逐漸凋零的我們──我們依然真實的活著，而且我們有繼續並尊嚴活著的權利。」

　在二二八屆滿六十週年的台灣，我們是不是該做些什麼，讓經歷一九四九年那場大屠殺後，失去靈魂與生命的台灣人找到歷史的真相與和解，我們是不是該做些什麼，讓新世代的台灣人，擁有扎根於台灣土地的歷史傳承與國家認同。讓我們找到勇氣，讓被扭曲的歷史得到正義，受害的靈魂獲得新生，以真相孵育和解，讓不同時期來到台灣這塊島嶼的人們，以愛與寬恕一起建構新世紀的進步台灣。

　在文章的最後，僅以李敏勇「被遺忘的歷史」的後半段，期待台灣早日擺脫殖民歷史的牢結，走向新生。

　　　失去記憶的歷史
　　　被封鎖在新的枷鎖裡
　　　模糊島嶼的身份
　　　阻塞我們對天空的憧憬

　　　但我們擦拭那些歷史
　　　找尋記憶的轍痕
　　　我們被枷鎖刺痛的手
　　　要翻出歷史被遮蓋的書頁

　（奕夫／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