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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德昌六月底病逝美國，和楊導演同為一九八○年代台灣新電影風潮核心人物的現任華視總經理小野表示「代表一個輝煌時代的結束」。是的，以 《一一》（2000年）一片成為至今唯一的台灣籍坎城影展最佳導演走了，也帶走了一個電影年代的風華。
楊德昌和侯孝賢，同一年（1986）的《恐怖份子》和《戀戀風塵》，一知性一感性，一都會一鄉野，情感厚度和美感經營飽滿圓熟，各自達到作者風格的極致，像是兩隻強壯的臂膀，劃出了台灣電影的豐饒領地與「輝煌時代」。
一九八二年，小野參與策劃、楊德昌首度執導的《光陰的故事》由中影推出，這部新電影開山之作的分段式影片，宣傳當時便以二十年來第一部公開上映的「藝術電影」為號召，在當時一片粗製濫造的商業片中成功突圍。台北藝術大學電影所黃建業教授在其《楊德昌電影研究》一書裡表示，楊德昌所代表的「文化電影」路線「在國際上打開另一條電影市場的管道」，使得國際開始注視台灣的「民族電影風格」，逐步確立了「文化電影的經濟及文化支撐的寬廣根據」。
然而，正如林濁水在《共同體──世界圖像下的台灣》一書裡指出的，無論是「藝術電影」或「文化電影」的台灣新電影興起，「與全球網絡的浮現息息相關…他們能夠成功且獲得一定收益，並非依靠台灣內部的市場，而是透過全球網絡及行銷體系，加上受到國際性影展的肯定，結果反倒是集合全球各地之小眾而成為大眾」。
由於這大眾從來不是台灣在地的大眾，使得許多新電影愛好者如我產生五味雜陳的感受，因為在動人心弦的影像風格成就之餘，在地電影觀眾並未找到可以持續認同與情感投入的對象，使得最根本的本土市場規模養成，一直難有成績，所謂「民族電影」在某種程度上，不過是外銷轉進口的樣板民族風而已。
談到民族或族群屬性，楊德昌與侯孝賢和許多台灣藝文界核心人物一樣都是外省第二代文化菁英，侯孝賢在上一屆總統大選期間投入政治活動，可以直接感受到他在台灣省籍矛盾情境中外省人被等同於中國國民黨政府的不平，對族群平等態勢不利於外省族群感到不滿。
不參與政治活動的楊德昌則在電影作品中表達對來台外省族群的深刻理解與同情，詹宏志評論主人翁出身於外省公務員家庭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1991年）曾說，「我感覺這是一部替外省人翻案的片子....楊德昌使得在台灣的外省人有機會變成『台灣經驗』的一部分，他們成了各有各的感情、苦難面貌的族群。」
由於外省第二代文化菁英活躍於台灣藝文界，成為飄零來台苦悶的生活與文化風貌的有力代言人，所傳達的卑微無望的時代氛圍，也顯現在侯孝賢執導的《悲情城市》（1989年）裡出身本省家庭且受二二八事變鎮壓行動連累的聾啞無助的主角身上。
在外省第二代菁英的深情注視下，本省和外省的小人物都是被時代犧牲的難兄難弟，這當然是跨越族群共通的「台灣經驗」。然而，這其間隱藏著一個巨大的創傷與裂口，那就是相對於流亡異地的疏離感；二二八事變及白色恐怖綿延下本省菁英的消失，以及殘存者自我異化的痛苦文化經驗，欠缺符合比例原則的創意揮灑環境與空間。
這又是新電影愛好者如我面對楊德昌時代的結束，所產生的五味雜陳的感受。
（南方本土書房）台灣電影閱覽
| http://www.southnews.com.tw | 2007.07.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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