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訴罪犯，天荒地老，在所不辭

／孫德至

　隨著解嚴二十週年的到來，一方面我們欣見臺灣持續向民主深化的道路邁進，另一方面也突然驚覺，戒嚴時期種種系統性、集體性的迫害罪刑（例如謀殺、放逐、或侵犯財產權等），隨著時間的流逝，而使我們面臨追溯時效將屆的困境。

　政黨輪替之時，本應是新政府尋求轉型正義的重要契機，但可惜繼任者在未經過廣泛公共討論的情況下，選擇了與戒嚴時期的迫害者妥協。這樣的政治選擇，顯示了政黨輪替後的繼任者，並未體會到轉型期制裁對臺灣民主深化的前瞻性價值。

　在轉型期對過往迫害者的調查、追訴與制裁，有著獨特的意義。一方面譴責了過往的罪惡，另一方面肯定了法治。透過這樣的追訴程序，來消除過去已被「合理化」的政治暴力。

　轉型期對刑事正義的追求，在某種程度上乃是一種解放國家的儀式，因為藉由這些措施，可以公開地建立未來的法治典範。透過追訴的程序，對過去威權政權畫出界線，並使社會能夠朝向民主深化繼續前進。

　儘管在政治上可能面臨著政黨惡鬥的抵制，但對「轉型正義」的追求，本來就是當前執政黨必須回應的執政正當性議題，不應貪圖施政的順利，使得民主政權繼續承接了過去威權政權的罪惡。

　政黨輪替七年餘，人民對執政者追求轉型正義的期待更加殷切。在一般的法律案件中，隨著時間的流逝，追訴的正當性與動力將逐漸減少。但是，台灣戒嚴時期的國家迫害與系統性殘害行為，卻與一般情況恰好相反，時效性並不隨著時間流逝而減低。

　以國家為共犯的系統性迫害，挑戰了司法對時效性的假定原則（例如舉證上的困難）。當國家本身也參與了犯罪行為之時，犯罪的許多事蹟在當時都被掩蓋，真相隨著時間才慢慢浮現，也才有追訴可能性的政治環境。

　在國際法上，面對過往國家迫害的追訴困境，制訂了「聯合國戰爭罪及殘害人類罪不適用法定時效公約」。而在「歐洲保護人權及基本自由公約」第七條中，也出現了相類似對於時效限制的約定。這反映了為什麼在許多國家，面對過往的國家迫害行為，即便跨越了數十年的時間，仍舊持續不斷的追訴與審判（例如以色列對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追訴行為）。

　解嚴二十週年不應該成為我們遺忘、鄉愿，或是宣稱難以追訴的理由，反而應該成為我們持續追究過往罪惡的起點。

　近日對戒嚴時期不當黨產的追討，僅僅是轉型正義的一小步而已。許多過往的迫害者與受害者如今仍然健在，我們期待更大規模的立法、調查、追訴、與審判，為臺灣未來的民主與法治，立下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