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扁示威「環島行動」沒有甚麼效果,又發動「雙十天下圍攻」,癱瘓雙十慶典,號稱發動二百萬群眾,領袖施明德沉醉在「民主」的光環中,誓要「創造歷史」。但是,看在香港評論家眼裡,這場運動已經淪為一個島國遺民尋找身分的矯情濫殤,最終可能變成一廂情願的自戀和單戀。
中國香港特區評論家陶傑指出,台灣人的問題,正是已經處身一個民主憲政的新時代,還想「創造歷史」。台灣的倒扁行動,雖然動不動就號稱一百幾十萬人,但國際傳媒,卻不太感到興趣。
他說,台灣是一個長期受盡外交孤立的「島國」,倒扁行動的群眾心理至為複雜,其中一層,正是想吸引國際注目,只有《紐約時報》、路透社、CNN把台灣的民主運動放在頭條,台灣人才享有成為「國際社會」一員的精神滿足。
他不客氣地批評說,然而至今為止,事與願違。為甚麼?因為歐美的政府和傳媒,並不認同台灣這場倒扁運動是人類自由民主鬥爭史上突破的一章。施明德號稱「南非曼德拉」,但今日的民進黨政府並非南非白人種族主義的極權。台灣人的憤怒和抗爭,只是遠東太平洋岸的一星小小的波瀾。
甚麼樣的民主運動才是創造歷史的真正抗爭?陶傑在香港《蘋果日報》的專欄評論中舉了匈牙利人民革命的例子,他說,玩民主運動,要想玩出一點國際水準,起碼要像匈牙利人民革命。
這篇在七日發表的評論指出,一九五六年十月六日,匈共政府為前內政部長拉澤克舉行國葬。拉澤克在史達林時代因為反對蘇共「老大哥」獨裁,遭到秘密處決。國葬有三萬人參加,匈共領袖表示,要由史達林個人崇拜的專制中吸取教訓。
兩個多星期之後,大學生自發聚集示威,沒有組織,沒有領袖,只是要求蘇聯由匈牙利撤軍,高呼民主自由。匈共政府下令鎮壓,但示威群眾釀成暴動,軍隊不敢開火,群眾在街頭毆斃了一些秘密警察。匈共慌了手腳,讓溫和派領袖納吉出任總理。納吉站在人民的一邊,同意推行改革,要蘇軍撤出匈牙利,並提出退出華沙公約國組織。
赫魯曉夫假意答應,指示駐匈牙利大使安德羅波夫與納吉斡旋,蘇軍剛撤出邊界,忽然來一記回馬槍,與一大批坦克一起突襲布達佩斯,殘殺示威群眾,鎮壓民主革命,納吉潛入南斯拉夫大使館,後被蘇軍拘捕,秘密審訊後再處決。
陶傑說,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人民的革命雖然失敗,卻為三十多年之後蘇共垮台打響了信號彈。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權向自己的人民開槍,為蘇聯東歐大家庭留下難以癒合的創傷。
他表示,匈牙利革命沒有英美策動和參與,然而,匈牙利人民起義之後,巴黎、倫敦、紐約、西柏林都有聲援民主公義的示威。因為這是極權與自由的對抗,匈牙利人反抗的是一個強加在他們頭上的史達林式軍事獨裁政權。
陶傑強調,一九五六年十月的匈牙利人聯同總理納吉,是創造了歷史,因為這樣的民主抗爭,大氣魄、大格局,是推翻一個殘暴的制度,不是叫哪一個領袖下台。當時匈牙利人明白,他們反的不止是獨裁者拉科西,而是要改寫歷史,把羅斯福和邱吉爾聯手出賣給蘇聯的悲慘命運從頭改寫。
他說,民主運動必須有一個主題,此一主題必須黑白分明,是專制和自由的殊死決戰,是為了掙脫身上的銬鐐枷鎖。台灣人身上,今日並無銬鐐和枷鎖,只有對岸的軍事威脅,台灣今日的總統是民選的總統,施明德不是納吉,陳水扁不是拉科西,而赫魯曉夫那樣的軍隊和坦克,還沒有開進來。
因此,陶傑指出,台灣倒扁運動的所謂悲情,是誇張而矯揉的,根本文不對題。人類歷史上一切可歌可泣的抗爭,由羅馬的斯巴達克起義,到匈牙利的反蘇革命,都是極權的黑暗和自由的光明之戰,是電腦的「零」和「一」的二元對立。
陶傑說,台灣的倒扁運動,漸淪為一個島國遺民的一股尋找身份的矯情濫殤,就像大陸的《英雄》、《無極》一類「盛世巨片」,空有陣容、色彩、資金,但故事空洞,情節犯駁,對白可笑,只是一群大陸電影工作者向奧斯卡拋媚眼的一廂情願的自戀和單戀。
他指出,台灣這場倒扁運動,越演越濫,領袖施明德,越來越像中國影壇關起門來追求「自我肯定」而接受一群見識有限的盜版電影觀眾盛世歡呼的「大師」。以歐美日本為主流的國際社會不是傻瓜,他們見識過戰後六十年真正的人民革命,對於台灣倒扁運動這種趕時髦的億萬金元的大片,恐怕不會真心欣賞。
陶傑在結論中強調,陳水扁只要不出動軍隊,不讓施明德當烈士,所謂「一旦我有甚麼不測,你們不要停下來」這類濫文藝腔的對白,其感染力畢竟不可以跟匈牙利詩人裴多菲「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相比,就會像中國的「盛世大片」一樣,缺乏真正的戲劇張力,人物性格平面而淺薄,一場血癌、白血球過多、自我吞噬,而又根本沒有真正的病毒和細菌,千軍萬馬的拖下去,施明德始終不肯自焚,連高潮也沒有,只會叫人打呵欠提早離場。
http://www.southnews.com.tw | 2006.1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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