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去新加坡當交換學生的時候，假日兩個同學一起出去玩，公車開過總理府前面，一個台灣同學開玩笑的說，「這是你們國王住的地方嗎？」幾個新加坡同學臉色大變，趕緊堵住他的嘴，下車後他們說，有時公車上有政府的眼線，被告密了可不得了。

　在美國的時候，在當地的華文報紙上看到一個新加坡人看台灣，說自己退休後要移民台灣，為什麼？因為台灣很自由，罵政府罵總統沒關係。人老了總會嫌東嫌西，所以搬到台灣住，愛怎麼講就怎麼講，一點都不擔心。

　遠自新加坡初建國時，台灣以蔣經國為首，對新加坡這個新興城邦國家（City State）大力援助。不論陸海空軍，都有台灣協助的痕跡。屏東的保利山，虎尾的炮兵基地，湖口裝甲兵基地，都有新加坡軍隊的足跡。早在台灣尚未引進C-130時，就有新加坡空軍C-130軍機來台灣進行運補。高雄左營軍港和新濱碼頭有時也看得到新加坡軍艦停靠。南部人在路上看到右座駕駛的路寶（Rover）吉普車，也見怪不怪。甚至還聽說過新加坡陸軍馬來裔士兵在台灣山區演習時，和語言相近的原住民女孩譜出戀曲。

　台新軍事合作除了台灣代訓部隊以外，新加坡也幫當時難以獲得武器的台灣採購武器，例如海軍的中口徑快砲，以及空軍的中口徑防砲，都有新加坡的協助。到現在，台灣的聯勤和新加坡特許工業公司還有防砲改裝合作案。

　李光耀總理跟蔣經國院長、以後的蔣經國總統，維持長期的友善關係。甚至在江南案後，蔣經國將自己的兒子蔣孝武送到新加坡擔任駐新加坡副代表（代表為前侍衛長胡炘將軍），請李光耀「易子而教」。可見得蔣李兩家的關係良好。當時，蔣孝武和已經是國會議員的李顯龍經常在一起，甚至跟隨李顯龍去拜訪選民。蔣孝武和李顯龍長期接觸後，少了一些宮廷氣息，也比較能和一般民眾相處。在蔣孝武過世前，傳出有意出馬競選公職的風聲，可見得新加坡經驗真的改變蔣孝武的看法。

　李光耀政府對新加坡是以父權式的權威治理。很多學者觀察認為新加坡本身是以企業化的方式治理，雖然新加坡在文化上強調多元，但在政治上則是由李光耀所屬的人民行動黨掌控一切，形成菁英政治。一黨獨大，反對黨被大幅打壓，政府的影響大幅影響一般民眾的生活。在這樣的思維下，言論自由被嚴重箝制，政府對人民的關係是上對下的治理，所以殖民時期的鞭刑一直維持，積極的執行死刑，政府對人民基本上是不信任的。

　而這樣缺乏多元且外在競爭壓力的政黨，雖然內部檢討一直嚴格的執行，卻有時出現盲點：如1985年年中，政府宣布經濟成長率由原先的5％調整到0，政府開始進行部份措施提振經濟，到年底結算，還是衰退1.5％。而當時的台灣，仍然維持以每年4-6％的成長。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前，新加坡政府提供美元外匯給菲律賓和泰國打外匯戰，結果當然是血本無歸。這樣的情況在一般民主國家會造成倒閣或總理下臺的的風潮，但在新加坡，人民行動黨仍然穩如泰山般的繼續執政。

　這樣的治理方式和當初國民黨的高壓統治實質上差別不大，但和舊國民黨的方式比，新加坡的方式比較有一點人性，再加上新加坡沒有中國國民黨那樣有中國的包袱，因此可以走出不同的路。例如新加坡官員的薪水十分優厚，政府效率高，對官員清廉度要求十分高，但高階官員的紀律事件仍有所聞。

　由於屬城邦國家，因此積極發展金融業和服務業。也吸引諸多國際企業在新加坡設亞太總部。新加坡政府有一個特點是經常找民眾「溝通」，但民眾的意見並不常被採納，尤其是和政府想法相左的意見。由於言論自由被箝制，新加玻一向不是國際新聞媒體中心，李光耀總理還在新加坡法庭告過世界知名的時代雜誌，要求極高的賠償，國際間對新加坡負面的新聞也會被新加坡政府管制，不讓新加坡民眾知道。所以新加坡在全球新聞自由排行144名，比非洲戰亂國家辛巴威還要低。

　台灣和新加坡的關係到了蔣經國過世後起了變化。雖然在李登輝總統就任後，新加坡第一個邀請李登輝總統前往訪問，並稱呼為「來自台灣的總統」。李光耀原先想透過這樣的善意，以台、新、中三方共同出資成立船務公司，經營兩岸直航的生意。

　李登輝總統卻認為台灣的國家安全尚未確保，政府不宜出面經營兩岸運輸為由加以拒絕，再者，在90年代初期和中期東南亞經濟高度發展，李光耀和其他東南亞領袖推廣父權式的「亞洲價值」，被受過美國和日本教育的李登輝總統駁斥。在李登輝總統的意志下，台灣開始走向全面言論和政治自由，實行美式民主的道路。

　台灣和新加坡的關係因為兩國領導人的想法改變，也變得比較疏離。雖然軍事等交流持續，但檯面上的交往也變得比較冷清。

　90年代新加坡的國家發展也發生變化，原先周圍國家如馬來西亞、泰國和印尼，搭上經濟發展的列車，尤其以馬來西亞的發展最為積極。新加坡從馬來西亞分裂出來，現在飲水還要靠馬來西亞供應，因此新加坡對這些鄰國發展差距的縮短有著嚴重的焦慮感，因為周圍鄰國發展起來，新加坡的優勢將不再。所以新加坡必須找尋出路，結果就是由已經卸任總理的李光耀主導的中國蘇州開發計畫。

　蘇州計畫的開辦和發展是很典型的中國式管理問題。中國之所以會歡迎新加坡去中國投資，除了投資和增加就業等經濟考量，還有學習新加坡的公共管理經驗，拉攏新加坡以打擊台灣等因素。中國為了顯示對新加坡蘇州計畫的重視，也指派一位副總理級官員作為中方的負責人。

　結果一向享受政府高效率和廉潔服務的新加坡廠商，卻落入中國這個低效能國家的泥淖。開發區的中國人員對諸多事項不敢做決定或者是拖延，中方的大老闆長期在北京，使得李光耀必須每個月飛到蘇州和由北京飛來的中國高階官員開會，開發區才會動起來。

　但完全沒有政府協助的台商，卻能用自己的方式，比新加坡廠商更快設廠和生產。原因無他，由於新加坡環境太好了，新加坡人到了國外缺乏適應能力，蘇州計畫在跌跌撞撞的情況下展開。計畫由1994年開始，在十年後的今年，才第一次分配紅利。

　由於新加坡幾乎所有服過兵役的人大部份來過台灣受訓，因此對台灣不陌生。台灣政治全面自由發展的活力引起新加坡人的注意，新加坡政府擔心人民對父權式的統治產生懷疑，進而挑戰新加坡現存的政治體制和人民行動黨掌握一切的現況，尤其是台灣政黨輪替後，原先新加坡對民眾灌輸的「東方人不是合適西方民主，西方民主有很多問題」，已經越來越不容易說服新加坡人，因為台灣走向新的政治境界時，會引起新加坡人對自己政府說詞的質疑。

　因此，台灣在民主政治發展上的亂象和矛盾也被新加坡媒體加強報導，台、新政府的關係由原先的密切變得疏離，由原先的正面變成負面，原因不外乎新加坡政府擔心民眾會有樣學樣，也會要求台灣一樣的民主和更多的權力更擔心。

　新加坡想積極拉攏中國，一方面在中國新興市場佔有一席之地，另一方面靠著和強國的關係（先前新加坡和美國以及英國關係密切，在加上中國關係，以維持新加坡的強勢），以維持在地區的優勢地位。

　中國近年來一改自己出面在外交戰場攻擊台灣，因為攻擊台灣的結果，只是造成國際間對中國的野蠻形象和對台灣處境的同情，反而請台灣週遭的國家出面，打所謂的代理人戰爭。一方面中國不用介入這樣的問題，另一方面讓台灣更形孤立。所以，親中國的楊榮文擔任外交部長，便開始配合中國執行打擊台灣。

　這次楊榮文在聯大的發言，很可能是幫中國反擊陳水扁總統對UN記者會的衝擊。只是這次的發言真的撈過界，畢竟在國際場合攻擊長期友邦，於情於理都不厚道。由於聯大的各國的演講一向不受國際主流媒體重視，因此可以算是新加坡政府對中國交心。

　個人認為，新加坡處裡對台灣和中國的關係仍希望採取等距外交，但在中國的投資和市場考量、東南亞諸國的堀起和衝突，使得新加坡在政治上選擇對中國親近，跟台灣疏遠。以新加坡的角度來看，未來的威脅和機會是以前沒有碰過的情況，尤其新加坡的外交政策主要還是跟美國和西歐國家最為親近，其次才是中國。

　新加坡在台海兩岸的態度上，也是主張維持現狀以維持自己的利益，只是台灣的民主政治發展進程依然在持續進行，台灣主體意識的提升也不是新加坡所能夠控制的，因此，新加坡除了對這個發展情勢持續關心以外，實在不需要再發表這種逾越本份的言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