濫行民族歧視與玩弄階級對立的公職體系

／劉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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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植入台灣之後，依其體制，有俸給之常任文、武職公務員及其他公營事業機關服務人員之選任，需通過「考試院」 以公務員任用資格考試合格後，才能按成績擇優錄用。

　公務員資格的考試分為高等考試、普通考試、初等考試和特種考試。特種考試是為了滿足特殊性質機關的需要而舉辦的，如警察機關、情報機構以及安全部門等，或是為了填補高普考可錄用人員不足或不符需求之情況而辦。

　台灣的公務員人數龐大，目前有60萬人左右。他們長期受到照顧，薪資平均較民間部門高，福利更比民間部門超好，除了結婚、生育和喪葬補助，軍人和中小學教師免稅到2011年才停止，軍眷水電半價，另外，在1994年之前，公務員子女就讀公私立大學院校幾乎都是免費。

　公務員除了職業生涯穩定，也是唯一可以確定擁有退休保障的職業，1995年7月之前的服務年資部分，退休金一次全額提領者，可以獲得眾所垢病的18％優惠利率，領月退俸者最高可領到同職人員月俸的90％。

　更可惡的，是1987解除戒嚴之前，在中國黨服務的年資竟然可以併入「公職」年資計算，以增加「黨棍」退休的福利。

　在2012年的數字，軍公教退休18趴每年吮吸台灣人的血汗超過801億，外加1.5個月的所謂「年終慰問金」、三節慰問金及子女教育補助等三大福利又吞咱232億，而公銀退休者的13％優惠利率再搶40億。

　經過精算，各級「政府」的退撫新、舊制潛藏負債已近八兆元，受害、受剝削的是廣大的中下層工人、中小企業和農民等弱勢階級。

　「內政部」於2000年的《老人狀況調查》顯示：65歲以上老人主要經濟來源是靠退休金、撫卹金及保險給付的「外省人」有47.3％，台灣人則只有6.7％；而主要依靠子女奉養的台灣人有54.6％，「外省人」則只有19.4％。赤藍權貴在台灣製造、拉攏這個公務員階級，一方面做為執行統治集團政策的工具，另一方面則是把他們組成在選舉時期可以用來動員的「鐵票」部隊。（駱明慶，2003）

　為了阻撓台灣人在公務體系的正常錄用，自1950年起在台灣的高普考錄取制度，仍依據1948年在中國設計的分省區依人口數訂出錄取比例，再依比例分配錄取名額的辦法。其中台灣錄取比例定額數，最初只有8個名額，後來才又隨著台灣人口逐年增加，比例逐漸遞增到1989年為22個名額；然而，該年的總定額數卻高達600人（張麗雪，2011）。

　以1950年為例，錄取者之中，台灣人只有7人，其他「外省人」雖因少數省區無人應考而缺額，仍然錄取了179人，佔全部錄取人數的96％。即使加上只由台灣人應考的「台灣省公務人員考試」所錄取的30人，「外省人」仍佔該年高考錄取的83％。再以1956年的錄取情況為例，台灣人有40人，「外省人」卻有428人（駱明慶，2003）。

　這種違逆現實環境，明顯強力壓縮台灣人錄取機會的不公平制度，暴露赤藍權貴為了握緊權力，毫不掩飾地歧視台灣人。

　到1962年，為了安撫台灣人的抗議，赤藍權貴發明了所謂「加倍錄取」的做法，卻是拐彎抹角不放棄民族歧視的旁門走道。不過，它也實質提高了台灣人考生的錄取人數，從1964年開始，台灣人的錄取人數所佔的比例才趨近80％（張麗雪，2011）。

　姚嘉文早在1975年出刊的《台灣政論》第二和第四期公開批判這種基於民族歧視的配額制度，逼得當時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還得在「立法院」回應（姚嘉文，1975）。但是，這個荒謬的制度仍一直沿用到台灣人李登輝主政後，才於1992年喊停。

　其實，更重要的另一個取得公務員資格的管道是特種考試，雖然沒有像高普考錄取名額分配的設計，但是，從1950到1991年間的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特考，共錄取67,365人，錄取率高達44.15％，佔同期高普考錄取總人數80,407人的83.8％。

　因為特種考試應考者必須具備職業軍人的身分，絕大部分都是「外省人」，其錄取人數之多與錄取率之高，實質上是藉由不公平的優待來讓更多「外省人」取得公務員資格。（駱明慶，2003）

　根據「考試院銓敘部」從1962到1991年的統計資料顯示：「中華民國」公教人員中，若不計軍職人員，「外省人」從1962年佔42.8％逐漸下降，到1990年的30％，再降到1991年的22.4％。

　當然，如果計入軍職人員，則「外省人」所佔的比例數字一定更高。「外省人」人口約佔台灣總人口的12到15％，比對前述「外省人」的任職比例，立刻可以發現赤藍權貴在制度上的精心設計。（丘湟，2006）

　更露骨的是，在行政 機關裡，職位層級愈高，「外省人」所佔的比例就更高。「銓敘部」的統計顯示：

　林忠正的研究指出：由於高階主管對一般雇員有錄用權，所以「外省人」在一般雇員所佔的比例也飆高。在決定雇用的面談時候，台灣人主管一般不會在意「省籍」， 赤藍主管一般卻會偏向錄用「外省人」。上表所暴露的民族歧視措施，不僅發生在行政機關而已，其實是一種在所有由「政府」控制的生產事 業、交通事業和金融事業等的「常態」(林丘湟，2006)。

　究竟經過兩位台灣人 「總統」20年的主政，赤藍權貴為了控制「中華民國」，而刻意製造的民族差別公務員生態，究竟有沒有被 打破？1992年《戶 籍法》修改，將本籍改為出生地，「銓敘部」此後就不做這類的統計，增加了這方面研究的困難度。尤其，自1990年代 開始，許多較具現代進步社會意識的「外省人」，逐漸勇敢擺脫落伍、反社會的赤藍意識，轉而認同台灣，願意成為平等的台灣人。因此，若再以「外省人」和台灣人做對比，已經不能正確觀察台灣社會的民族矛盾。

　「寧靜革命」的驕傲，使事實上在「中華民國」體制內，並沒有足夠政治權力處理「轉型正義」的兩位台灣人「總統」，無奈地藉口台灣民族的寬厚性格，對過去赤藍權貴個人所犯的罪行與責任，完全不予追究或譴責。但是，就在咱這麼散漫的民族解放鬥爭意志下，反動的赤藍權貴，開始暗中進行「聯共制 台」的勾當，為2008年的赤藍復辟鋪路。

　馬英九上任後，為何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恢復過去兩蔣時代對公權力的濫用，尤其是檢調司法的濫用，又能公然向企圖併吞台灣的中共輸誠，引進中共勢力來支持他壓迫台灣民族運動？

　合理的答案是：赤藍權貴過去憑民族歧視制度和民族壓迫措施，在行政機關所佔有的優勢，在兩位台灣人「總統」任內，並沒有被有效的糾正與改善。職位愈高的「高級外省人」愈是死硬的赤藍人，愈是千方百計想要維護自己非法佔有的優勢地位和特權利益。因此，馬英九能夠在行政體系受到公務員「玩法弄法」的配合，尤其，愈是反台灣人的措施，配合度愈高、愈有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