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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今天的主題，我先從一部中國電影談起。
這次我應邀來台參加《當代》雜誌的座談會，飛往台灣的途中，看到一部中國電影，描述一家人從上海移居貴州的故事，劇情很簡單。這一家原來是住在「上海」的上海人，因為中國政府的人口遷移政策要把在內陸的漢人遷移到比較偏遠的地區，他們不得不由上海移居貴州。這一家人除了父親，還有兩位分別是七、八歲的小朋友，他們在貴州落地生根之後，也逐漸長大。大約十年後，父親有了回上海的念頭，便開始和家人討論要搬回上海，不過這問題似乎又很敏感，父親既不敢跟同事討論，也不敢跟老闆談到他的想法。至於家人，也不是十分的贊成，特別是孩于，希望可以繼續留在貴州。
因為已經在貴州生根的這一家人，女兒長大後便開始交男朋友、談戀愛，可是父親希望她回上海考大學、唸書，更反對女兒與貴州人交往，遑論結婚了，所以，把男朋友寄給女兒的信全部給燒掉……。
電影的故事就這麼簡單，我之所以想先從這部電影談起，主要是電影中的這一家人跟目前住在台灣的外省人的想法很接近。
有一部份的外省人就是不能接受他們在台灣已經建立起來的新家。電影中的父親有非常明顯的優越感，總是認為「我們來自上海，一定要回去上海」，這個例子正印證我看到在台灣的外省人，說他們是「中國人」的現象。
回到今天的主題。電影中的父親，他沒有「我是貴州人」或「我是中國人」的認同困擾，因為貴州是中國的一省，他們心中認同的只有「我是中國人」。但是住在台灣的外省人，有些外省人不想當台灣人時，會說我是中國人，這是我在一九九二、一九九四年來台灣做長期研究所觀察到的現象，甚至現在還常常聽到他們這樣表達。
此外，我們也常常討論到，台灣能不能給外省人有一個「position」，讓他們可以自由表達「我不是台灣人，我是中國人」。我的意思是，根據我的了解，有一部住在台灣的外省人說「我是中國人」的時候，可以顯示出他們覺得台灣不屬於中國，雖然表面上，他們會說「台灣當然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屬於中國文化的一環等等說法。
因為如果他們覺得「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說法應該是，「我不是台灣人，我是貴州人或我是廣西人」，就像過去很多外省人會說，我是某某省的人。
所以，我們不要忽略「我不是台灣人，我是中國人」這句話的意涵，雖然他們在別人的面前說台灣當然是中國的一部分，或者屬於中國文化的一環等等，仍然可以顯示出他們認為台灣不屬於中國，他們是中國人。否則，他們不會這麼說。
而且據我的了解，最近幾年來，好像有愈來愈多的外省人開始用很不一樣的心態與講法來說「我是中國人」。之所以會提出這種現象，主要是跟一九九四年我來台做研究那段期間有關，再加上最近我所觀察到的變化。拿那個時代來做對比，一方面是那個時代，我曾經做過研究，比較熟悉。另一方面是，兩者對比之後，可以發現其差異。
 李登輝先生主政那段時期，當然有很多的外省人會說：「我是中國人」。但李登輝總統推動本土化之後，外省人的國家座標點也有了大幅的改變，至少在我寫的《風和日暖：台灣外省人與國家認同的改變》這本書中，提到了外省人的認同之旅，還有他（她）們對國家認同的轉變，如果各位讀到《風和日暖》這本書，大概可以知道我的說法，除非當時我完全看錯了。
我的論文提到，李登輝先生執政推動本土化政策之後，台灣有很大的改變，就是外省人的國家座標點也有了改變。雖然當時還有很多人會說「我是中國人」，但是，他們所說的「我是中國人」的想法與講法，是和現在是有很大的差別。
當時我所訪問的外省人──除非是屬於基本教義派那一群，也就是現在大家所說的「深藍」──並不是以非常優越感的態度來說「我是中國人」。除此之外，也有很多的外省人覺得自己有雙重的國家認同問題，所謂的雙重認同問題，就是指：「我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
可是現在，好像有愈來愈多的外省人，是用比較驕傲的方式來說：「我是中國人，我不是台灣人。」尤其最近幾年，特別是這幾個月，有這樣優越感傾向的愈來愈多了。我是以外來者的身分提出我觀察到的現象，也許沒有辦法觀察到那麼地仔細，但我確實有這樣的感受。
如果我的觀察沒錯，那麼這個差別得注意。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變化，我想跟最近幾年台灣的政治變化有關，包括陳水扁先生上台以及中國的崛起有關。
歸納起來有三點改變：
第一、李登輝先生與陳水扁先生主政時期的差別。
第二、中國的崛起。
第三、李登輝離開國民黨之後，國民黨又回去過去的大中國的意識與反本土化的立場。
李登輝先生與陳水扁總統，兩人之間的差別是什麼？你們都比找更為清楚。
在李登輝先生執政時期的最後幾年，大家都很清楚，李登輝說過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名字就叫「中華民國在台灣」。
這段期間，李登輝先生善於利用他的國民黨主席與中華民國總統的雙重身分，在一些重要的政治議題上，保留一些模糊的地帶，然後用很聰明的方式，來對付黨內反對他的人。所以李登輝在任時期，並不需要一直強調他支持中華民國，甚至他也從來沒有說過，他支持台獨，但是大家仍然可以明顯感受到，他的本土化政策已讓台灣逐漸建立主體性，慢慢往「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方向走。
所以，儘管那時候有很多人攻擊李總統，而且不只是藍軍而已。但是，李登輝先生仍然有辦法在模糊空間中找出路來，用以應付反對或批評他的同志或政黨。
可是，到了陳水扁當上總統之後，就不一樣了。陳水扁上台之後，大家都知道他是支持台獨的，這是陳水扁總統與李登輝先生最大的差別；李登輝可以在統獨之間，保留一點模糊的地帶，但陳水扁的台獨立場鮮明，這些不同，正足以解釋為什麼陳水扁上台之後，藍營對李登輝先生的態度，並沒有很大的改變，但對陳水扁總統就完全不一樣了。
陳水扁先生上台之後，據我的了解，很多外省人更不能接受。李登輝先生當總統時，已經是他們不喜歡的了，甚至有人還恨死他。到了陳水扁當上總統之後，他們就更不能接受，因為他們不喜歡民進黨，不喜歡由主張台獨的陳水扁先生來當「中華民國」的總統。外省人認為，這樣一來，中華民國就不是他們的了，所以，藍軍必須再「光復台灣」。
為什麼我要用「光復」這兩個字呢？主要是馬笑九在一九九八年和陳水扁競選台北市長時，他的競選總部、發言人都是用「光復台北」這樣的說法，所以，馬英九選上台北市長之後，他們認為已經光復台北，現在則期待馬英九再光復「中華民國」。
在台灣，「光復台北」是什麼意思？不須要解釋，大家都能了解。但在國外，我要用很多時間跟外國人解釋「光復」是什麼意思，「光復」這個詞彙在台灣的歷史脈絡裡面，又代表什麼意義。
所以，2000年之後，台灣有部份的外省人態度又改變了，由於我的書只調查李登輝先生主政那段時期，所以我想，這個外省人國家認同座標點的改變的時代在政黨輪替之後，是不是某些程度已經結束了。
第二個變化，是中國的崛起。如果沒有中國的崛起，現在的台灣，情況會完全不一樣。
在台灣的外省人之所以又逐漸顯露優越感，主要是跟中國的崛起有很大的關係。換言之，如果沒有中國的崛起，外省人就不會有那麼明顯的優越感，也不會再次把他（她）的優越感這麼不保留的表現出來。
我的意思是，李登輝主政時期，外省人的優越感並沒有消失，但已經愈來愈淡，至少他們不敢這麼公開地表現出來。就好比立法院現在有太多的國民黨本土派立委，不敢說他們自己是台灣人，或支持台獨。
第三個變化，是李登輝先生離開國民黨之後，國民黨拋棄本土化後又走回原來的大中國意識的立場。
李登輝還是國民黨主席時，大家都很清楚，他花很多的力氣、時間、金錢與策略，改變國民黨的政治體質，讓國民黨逐漸走向本土化，與台灣意識做連結。換言之，李登輝先生甚至非常成功地運用本土化與台灣意識兩大策略，來對付反對他的人。
若說國民黨已經回到從前的路線，是有誇張點，不過，國民黨在「木土化」與「台灣意識」這兩條路線上已經有愈來愈倒退的趨勢，甚至比過去更為保守，這是事實。尤其在「國家認同」與「兩岸關係」上，國民黨完全走回頭路，這是令我比較難過的地方。不過，這些都只是我個人的看法而已。
如果說是因為陳水扁先生上台之後，外省人的優越感再度出現，並用比較驕傲的姿態說「我是中國人」。那麼，問題又在那裡？也就是說，台灣到底能不能接受有雙重國家認同的標準，就是「我是台灣人」，同時「也是中國人」。
國家若有雙重認同的問題，我認為必須接受，而且最好不要去反對。因為雙重認同問題不只發生在台灣而已，也發生在全世界其他的國家中，國外或多或少都有這些現象與問題。但台灣的問題，比較不一樣。台灣的情況比其他國家更為特殊，特別是台灣所處的地緣政治，比其他國家更為複雜，加上又有中國的威脅，這些變數碰到認同問題時，非要小心處理不可。
我認為雙重認同問題與族群政治發展到今天的程度，是有一個層次性的，而且要看是如何說。如果說，「我是中國人，他是台灣人」，或者「我是台灣人，並非我不是中國人」，「我是台灣人，同時也是中國人」，事實上，這三種說法，是各有不同層次的政治意涵。
前面我提到的中國電影，就讓我想到這個問題。如果一位外省人說，「我是台灣人，但是我也是中國人」，我是接受的。因為這就是台灣外省人的現況，無法否認。電影中遷居到貴州的那一家人，是因為政府的政策才不得不離鄉移居貴州，並因為社會化，加上家庭教育，而對上海還是有很強的認同感。但是，我他聽過一位外省人說，「我是中國人，並非我不是台灣人」這樣的說法。這種說法，已經讓我有不自在的感覺。如果只表白「我是中國人」，就更不能讓人接受了。因為他們在台灣長大，在這裡生根，怎麼可以不認同台灣？
過去，我跟外省族群常常有這樣的對話，雖然我研究的對象是外省族群中較年輕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但談到某些問題時，就變得無法溝通，尤其談到台灣人與外省人的立場時，一旦觸及核心問題，就真的無法溝通。這種現象，讓我對台灣的發展感到很不樂觀。
前面已提到，如果他們說「我是中國人，並非我不是台灣人」，我就已經覺得有問題了，如果他們只願意說「我是中國人」，就某些方面來說，已代表他們覺得台灣與中國是不同的。所以我會說，如果他們說「我是台灣人，我也是中國人」不代表他們認為自己不是台灣人。大家都在找埋曲，來說明自己的說法與看法是正當性的。
這個問題表面上看起來很簡單，但我認為其賈是台灣族群政治與認同政治的基本面相，也是很重要的面向。
自從外省人來台灣之後，在認同上一直存在很大的矛盾，這些矛盾已發表在我寫的《風和日暖：台灣外省人與國家認同的轉變》這本書中。我的研究中，有一份「外省人的國家認同」問卷調查，很深入的研究外省人的認同之旅，同時也有數字可以證明。
我所說的認同矛盾，是指他們一方面覺得「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這點可以幫助他們接受住在台灣的現實，也可以讓他們得到慰藉。但另一方面，他們又一直覺得台灣並不是真正的中國，也不是他們所在的地方，否則他們不會只有「我是中國人」的這樣說法。可是如果你問他／她們要不要回去中國，答案又是「不一定」。這樣的矛盾想法，一直都存在他們的腦海中。換言之，在政治方面，他們的答案會是「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在文化方面就不太一樣，這是很有意思的觀察與矛盾。所以，我才覺得有雙重認同或多元認同的國家，基本上認同不是問題，只是要看你怎麼做。
第二個問題是，其中有一部分的外省人，又開始很驕傲的說「我是中國人」。
重點是，有這個想法與說法的外省人到底是佔多數還是少數；只有第一代的外省人有這樣的想法，還是第二、第三代也有這樣的想法；是短暫性的，還是會變成長期的問題。我的意思是說，支持台獨的陳水扁先生，當上總統之後，這種現象才又開始出現，這只是短暫性的問題，還是會變成長期性的問題？
當然有一些答案是可以預先測知。如果2008年，國民黨又回來執政，那就不是暫時性的問題；如果不是暫時的問題，會不會變成全面性的改變，是不是讓所有的外省人又回到過去那種優越感的心態？我的想法是，如果這樣的改變不是暫時的，就會蠻危險。雖然提出這樣的觀察，不過，我不認為會是長期性的發展，主要是台灣人的主體意識會愈來愈強，而且本土化方面還會繼續發展下去的。關於這部份，我只是提出問題。
外省族群的改變究竟是暫時？還是長期的？我有兩點看法：第一，某些方面只是暫時性的改變，而非全面性的。因為外省族群的下一代，也就是較年輕的這一代，會繼續在台灣紮根，這一點是無法否定；第二，會改變的部份，則是我前面提到的一些因素，包括中國的崛起，國民黨走回過去的大中國意識，支持統一的深藍這一塊。
接下來，我還有兩個解釋方法。第一，台灣的族群政治、認同政治中，有一個很重要的面向，就是國家分裂的集體的記憶。前文建會主委陳其南兩年前邀請我回來台灣參加《國家多元族群文化發展》研討會，發表演說時，特別針對「國家分裂的集體記憶」提出一些分析與看法，我認為這是群族問題與認同政治中，非常重要的課題。今天，我則要提出另一面的觀察，亦即不只是「國家分裂的集體記憶」的問題而已，也是一個詮釋的問題，很簡單，就是我們要怎麼詮譯台灣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有趣的是，自一九四九年以後，外省人與生活在此地的台灣人都住在台灣這塊土地上，他們在台灣有相同的體驗，卻有不同的詮譯；包括台灣最近發生的一些事情，他們也有不同的詮譯方法。以前我的看法比較樂觀，可是觀察台灣最近幾個月發展與變化，我變得比較悲觀。
而我也一直對兩邊的人說，即使你們兩邊有不同的詮釋，但還是要多多溝通，可是現在只要一講到核心問題，就溝通不了。最近幾個月，我一直在想，是不是有一個時代真的已經過去了，不管是否真的如此，但是，對台灣一定要有信心，不然怎麼在台灣生存下去！然而，希望在哪裡？我現在不知道。
不過，我可以舉一個例子。最近幾年，不管是國內或國外，大家都在談扁政府一直在改變台灣的文化政策──去中國化，以及加強台灣文化的主體性。不只是國內有人這樣說，國外也有人說陳水扁總統是基本教義派，而我也看過一些讓我很難過的文章，寫這些文章的人，他們的說法與想法真的很不公平。
的確，最近幾年文建會推出來的文化政策，是比較強調台灣的主體性，我也非常支持，但跟法國比起來，台灣的文化政策還是比較消極，我的意思不是說他們很弱，也不是說不夠用功，而是扁政府面對很大的壓力。文建會不能衝得太快，在於台灣內部有不同聲音。還有台灣處於地緣政治上的特殊性，如果沒有內部的分裂，我想，文建會一定可以放手一搏，做得完全不一樣。我在國外一直在解釋這一點，因為這很重要。
這又是詮釋台灣現況的一個差別。在台灣，有太多的外省人──特別是2004年政黨輪替後，一些福佬沙文主義的說法──有「綠色恐怖」的感受，耽憂中國文化會逐漸消失，來自中國的外省人，會變得愈來愈沒希望。
這正是台灣可憐的地方。民進黨上台已經六年了，扁政府一直很認真的做，也不敢走得太快，即使陳水扁總統已經這麼克制了，所做所為還是不被外省人認同，甚至成為外省人站出來喊話的理由，這是很困難的問題。至於要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我想，應該由台灣的政治人物來回答。（本文是作者回台參加《當代》雜誌座談會的講稿，由李瓊月根據錄音發言整理）
| http://www.southnews.com.tw | 2006.10.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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