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解決流亡者的困境著手

／萬福

　台灣之所以亂，是因為流亡者無法解決自身的困境而引起的。要讓台灣恢復安定，成為一個正常、完整、美麗而偉大的國家，只有從解決流亡者的困境下手！

　這裡所指的流亡者，是指二次世界大戰後，因為中國共產黨崛起，隨中國國民黨流亡來台的中國族群，以及其後代之中，至今仍未能認同台灣為其祖國的在台中國後裔。這一大群流亡者的第一代，少部分是中國國民黨統治時期黨政軍幹部，如連氏父子、宋氏父子、馬氏父子均屬此類，其他絕大部分是低階公務人員，二戰及國共在中國內戰時期的軍伕與中國東南沿海稍有能力可以逃離中國共產黨勢力的平民。

　因為第一代的階級和享有之資源大為不同，在中國國民黨統治台灣時期社會流動性低的情形之下，除了少數人可以隨著社會經濟成長由底層向上移動，大多數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流亡者始終困守於其先輩所造成的困境，窮其畢生之力而無法掙脫。

　流亡者的困境究竟何在？在於中國人由自卑所引起的盲目自傲，誤以為租界之進步並非外國人所成就，誤以為二戰戰勝國之地位並非美國所賜，誤以為謊話連篇之中國歷史乃是由其先祖輩所締造之真實，誤以為台灣人必然如同他們一般地心向祖國，仇恨當初幾乎亡其祖國的日本；這種種優越偏執的態度，使得這些流亡者妄自尊大，斷然無法接受台灣人在台灣執政，即使這是民主選舉的結果。

　即使流亡者以暴力統治台灣，並且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完全控制了台灣，其遺毒至今仍留存在司法、警政和教育系統裡不能根除，但是，台灣人持續努力地使國家進步，二十年間由獨裁寡治進步成民主自由，經濟成就驚人，在台灣進步的同時，流亡者的困境也日益嚴重。

　流亡者對於情感上的祖國，一方面在心理上畏懼其政治現實面的一黨專政高壓統治，一方面在物質上又不能拒絕其經濟開放後國力驟起的虛榮誘惑，於是，精明的流亡者選擇在政治上禁聲，奴顏卑膝地自我催眠，對其中國同胞的惡劣人權處境視若無睹，同時在經濟層面展現更大的精明，以台灣所累積產出之金融與工業資源作後盾，流亡者與中國共產黨進行大量的利益交換，壓榨其祖國同胞的勞動剩餘價值，藉由吸納全球高污染低附加價值的生產線而致富，一夜之間，流亡者似乎找到了奶與蜜滿溢的應許之地。

　果真能夠就這樣快樂地「回歸祖國」了嗎？當然不行。因為中國沒有人權，中國沒有政治自由，中國沒有台灣所擁有且視為基本生活方式的民主環境，這些因在台灣長期生活而被「寵壞」的中國流亡者，有誰能夠像在台北反對民進黨一樣的在北京反對中國共產黨？有誰能夠像在凱達格蘭大道辱罵陳水扁一樣的在天安門廣場辱罵胡錦濤？

　流亡者中以敢言著稱者無過於李敖，而李敖最保守反動的言論表現全都出現在他的中國之行。再看李敖以次之所有在台中國流亡者，豈止等而下之而已，這些人對待中國和對待台灣的兩套標準，簡直會讓人覺得他們全都罹患了嚴重的精神分裂。

　面對著不願意回去貪腐遍地、法治不彰、民主烏有的中國，又不願意認同台灣、在台灣接受台灣人執政的自造困境，短視近利如同其父祖輩的中國流亡者，仍然選擇對自己看起來似乎最有利的途徑，與其和蠻橫、龐大而根深蒂固的中國共產黨對抗，不如和相對柔弱且遠為寬容的台灣人較勁，於是，從2000年流亡者失去統治台灣的權柄之後，整個台灣就隨者他們因流亡困境加劇、盲動作亂而日漸動盪。

　要解決流亡者困境，只有替他們摘除流亡政權的空殼才能做到。1949年已經亡國的中華民國空殼一日不除，當年接受洗腦教育的流亡者永遠無法取得自身在國家認同上的更新，在中國與台灣之間，流亡者永遠可以選擇一個已經不存在的中華民國作為龜縮避世，逃避現實的去處。

　透過民主制憲，台灣政府可以正國家之名，一舉解除流亡者的困境，讓他們理解中華民國已成歷史。假如流亡者之中仍然有人不能接受，國家應該給予他們遷徙離國的自由，就像1895年日本統治台灣之後給予清國人的選擇一樣，在限定的時限內提供對其生命財產的保護，甚至提供財務補助以協助無能力而欲遷移者離開，限定期間一滿，未離台的流亡者等於自動承認本身的台灣人民身分，認同上再也不需流離失所。

　流亡者一日不能覺醒、掙脫自身的認知困境，全體台灣人一日不能安居樂業，執政者豈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鎮日隨瘋狂的流亡者起舞，置全國大多數人民權益於不顧？這種種不正常的現象如果繼續存在，則是當今執政者的能力和決心均不足以治台灣，很快的，必定要有更優秀的台灣人起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