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杜魯門政府的對華政策係以台灣政策為主。以時間來劃分，則可分為韓戰爆發以前、自戰爭爆發至中共介入韓戰，以及中共介入以後等三個時期。

　在第一個時期中，杜魯門政府對國府深感失望，因而決定等待中國的情勢塵埃落定，並期望中共狄托化。這可能是以杜魯門及艾奇遜為核心的杜魯門政府對華政策被認為「模糊不清」的原因。但因中共對美國抱持不友善的態度，而且美國外交使節又受到不友好的待遇，所以，在國內需與勢力強大的「中國遊說團」打交道的杜魯門政府，就更難採取看起來似乎要與中共接近的政策。

　可是在此情況下，杜魯門政府還是發表了「一五聲明」，表明不支持國府，能在該聲明中隱然採取聽任中共侵犯台灣的態度，以期中共狄托化。此一時期的杜魯門政府雖然認識到台灣的戰略價值，但卻認為其價值「尚未達到須動用美軍加以防衛的程度」。由此一事實可以說明，杜魯門政府在衡量中共的狄托化和台灣的軍事價值兩者之後，決定選擇前者。

　在第二個時期中，即韓戰爆發後不久的期間，由於中共的狄托化沒有實現，而且美國國內「中國遊說團」要求支持國府的勢力增強，結果政策轉變為以美軍防衛台灣。在此時期，杜魯門政府對國府仍然很冷淡，同時表明台灣歸屬未定的見解，顯示美國似乎有意尊重台灣住民的意見。本時期的政策，是以使台灣和中國大陸分屬不同範疇為基礎，也就是「台灣中立化」政策。

　第三個時期始於中共介入韓戰，「台灣中立化」政策的原則雖然仍被遵守，但已有了質變。由於中共在朝鮮和美軍作戰而成為美國的敵國，同時杜魯門政府鑑於有必要使持續對抗中共的國府存在下去，於是乃以大規模的軍援積極援助國府，以鞏固其對台灣的統治體制。如此一來，杜魯門政府反中共的趨勢就明顯地反映在其政策上。

　美國和台灣在歷史上雖然關係不深，但透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認識到台灣的軍事價值，並體認到防止台灣落入不友善國家之手的必要性。然而，杜魯門政府的對台政策卻隨著對國府及中共政策的改變而變化。由於杜魯門政府「領導能力薄弱」，而其反對勢力即「中國遊說團」卻實力雄厚，因此，這種政策上的變化也應由美國國內政治的角度來加以分析和掌握。

　雖然「中國遊說團」的壓力很大，但美國因中共介入韓戰而開始對國府之支持也僅止於維持國府對台灣的統治體制，而沒有進一步解除阻止國府反攻大陸──這是「台灣中立化」政策的一個環節──之束縛，此項政策在杜魯門政府執政期間一直未曾改變。

　艾森豪（Dwight Eisenhower）在1953年1月就任總統，並於2月發表聲明，解除由第七艦隊來限制國府反攻大陸的做法。但據此就說杜魯門政府「三年來所實施避免介入（中國內戰）的中立化政策，被艾森豪政府改變為片面支持中國內戰之一方」，是不正確的。因為艾森豪對中國所採取的反撲政策（rolling back policy），並非行動的策略（operational policy），而只是一種宣示性政策（declaratory policy）。

　1954年中共攻打國府控制下的大陳島時，第七艦隊的艦砲根本「未砲轟大陸沿岸，而只將國府軍隊自大陳島撤回，就掉頭不管了」。這表示艾森豪政府對蔣介石解除限制的政策，實質上也不超出杜魯門政府「台灣中立化」政策的範圍。艾森豪政府，尤其是國務卿「杜勒斯所採取的政策，是和他主張應該採取者完全背道而馳」。所以，「台灣中立化」政策並不只限於杜魯門政府，日後的政府也都沿用無誤，並成為往後美國對台政策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