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經歷過三二○後一個禮拜這段驚心動魄歷史的人，相信都或多或少地為台灣這個國家才初生不久的民主捏一把冷汗。

　事實上，許多第三波民主國家所共同面臨的問題，即在於它們都有一個擁有強大的武裝力量而又對民主化轉型三心二意的軍方。在此次選後的動盪中，軍方有自覺，嚴守了憲政倫理分際固然是值得國人嘉許，但真正令人慶幸的，應是軍隊國家化成果的已經具體地彰顯。

　美國政治學者S.Huntington曾對第三波民主化國家，軍事政變發生的可能性，做了一些深刻的分析，他認為不同於由強人所單獨掌控的獨裁政權，基本上黨國一體（列寧式政黨）獨裁政權，軍事政變的發生或成功的可能性比較低，因為一黨獨裁的國家，軍隊有著被黨務機器嚴密監控的傳統，軍方在中央政治體系裡不佔有過份吃重的角色，而這也可能連帶間接地降低這些國家在後威權時代民主轉型的過程裡，軍事政變成功的可能性。

　就如在台灣的兩蔣父子，一樣都是獨裁者，但同樣的本質卻有不同的型式，蔣經國的不同就在於他把軍事強人的個人獨裁形式，轉化成黨機器的威權獨裁型式，這也是為何蔣經國會讓人們覺得他比較不去搞個人神化崇拜的緣故。

　但要真正遠離軍事政變的夢魘，關鍵就在於民主轉型期裡，如何將政黨與軍隊分離，將軍隊效忠的象徵，由政黨轉移到國家的憲法體制上，忠誠地服從在民主選舉中獲勝的執政多數，在前總統李登輝執政的十二年裡，把軍方的權力削弱到與憲政民主體制運作能夠相容的程度，這同樣是一個漫長而艱辛的工程，一樣絲毫不亞於對憲政體制本身改革的成就。

　要成功地進行一場軍事政變，通常需要軍方高級將領、某些重要的社會階級，以及具影響力的外國勢力的聯合支持。在一個社經發展落後的社會，發動政變的軍方將領可以輕易地在地主階級與上層社會菁英裡得到支持。如果資產階級或中產階級強大起來，變成社會組成的主力，那麼軍事政變的社會基礎就會隨之薄弱。而在台灣，早已出現一個具高度活力且多元化蓬勃發展的市民社會，不容許台灣民主的外國勢力（中國）不見得會有什麼影響力；而有影響力的外國勢力（美國），正好不樂見作為同是其立國精神的民主價值，遭受軍事政變的戕害。

　Huntington也指出，所謂的軍隊國家化，不僅僅只是效忠對象與國防組織結構的改變，它同時也是專業精神與任務的非政治化，以非政治的專業倫理來取代高度政治化的價值觀，並告誡軍國主義與獨裁政治的危險，以使軍人脫離政治鬥爭的漩渦；軍隊應專務於抵禦外侮，而非在與軍事無關的領域上，比方說大眾傳播媒體。

　對黨國威權還有懷舊之情的人，如果還想以「類似」軍事政變的方式推翻台灣的民主，無疑是活在過去，眼不見其所身處的現實，對於這種人，即使是Huntington這位出身於崇尚自由人權之國的學者，也是不假詞色地建議：「迅速整肅所有不忠誠的軍官，或迫令他們退役」，「對反抗民主政府而進行政變企圖的領導人，要毫不留情的懲處，以儆效尤」。（高譜鎮／南華教育社會學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