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院選舉無效訴訟傳出原本親中兩黨質疑作票的「假指印」，經過調查後終於真相大白。所謂「用紗布、繃帶、手套冒捺指印」只是因為當初所使用的印泥種類不同，才會出現相異印文。由此再次證明所謂作票只是親中兩黨「殺紅了眼」後的莫名指控。

　其實整個事件背後深藏的意義，不在於執政黨有無作票。而是「指控者（連宋）該因此負起何種責任？」，難道社會願意再對如此抹黑行為予以寬容？難道真要讓「無罪推定」的價值被摧毀？

　且讓我們假設，若真證明扁政府有作票事實，人民對綠軍的要求會是什麼？可想而知絕不只是口頭譴責如此輕鬆，伴隨而來的必然是遭趕下臺與面臨司法審判的命運，甚至判刑、坐牢也是應有之義。

　相對而論，假若最後高等法院證明一切都只是親中兩黨的無端指控，連宋又該對社會作何交代？造成人民對行政體系不信任、國家空轉的龐大損耗，劇烈的社會成本豈是連宋兩位行將就木的老人擔待的起？

　印泥的問題只是冰山一角，但卻也是無情的揭露親中兩黨那種輸不起的醜態的「第一隻手」。

　這不禁讓人想起當紅電影《蜘蛛人Ⅰ》裡，敘述劇中的姨丈送男主角去圖書館途中，下車時提醒他一句話「Great Power Comes Great Responsibility」（權力越大，責任越重），如此經典名言令人印象深刻。

　「權利」與「義務」原本應該是相對等的概念，擁有多少權力，就應負擔多少義務，民主社會的秩序才得以維繫。否則，今天人人可以擁有毫無限制的自由，不必負擔任何責任，那世界將會變成什麼樣子？因此，在民主自由的公民社會架構下，賦予每個人有言論與行動的自由，但相對的，也要求個人對自身言行負起同等義務。正如刑法中的毀謗罪、公然侮辱罪即是相對於憲法言論自由的保障而蘊育。

　然而，今日社會價值遭受情緒性的扭曲，權利義務相衡的機制也隨之失調。從李慶安的舔耳事件、馮定國的總統官邸烏龍事件，到藍軍聚眾在凱達格蘭大道前吼罵了一個月的「作票、竊國總統」。這些人充分享受了社會給予的寬容與憲法保障的言論權利，但我們要問的是，他們又該為其所造成的結果付出什麼樣的代價？

　一次次無的放矢、一次次以莫須有的罪名加諸於政府，當事後查證發現所指不實，看到的不是他們的一聲道歉，而是再度反指別人誤導、提供假資料，聲明一切與自己無關，或懷疑司法與執政黨勾結、被收買。

　如今被指控的人得自己證明無罪，指控的人卻不須證據、不負責任，只要一句「不然你怕什麼」就可輕鬆了事。親中兩黨是一例，蘇盈貴何嘗不也如此。我們都同意立委有質疑政府、監督國是的權力；也無從否認國親可以對選舉可以有合理懷疑，但有誰追究他們所應付出的相對責任？有誰要求他們為當初超越毀謗程度的指控付出代價？

　在藍綠分裂的社會價值下，積極尋求建立新秩序之前，且讓我們先把是非對錯弄清楚。誰該為指控舉證？誰該為自己的言行負責？都應先釐清，否則正義與公理永無重現的一天。

　想讓社會回歸民主常軌，必須重新學習自由的定義與價值，並瞭解到自由的內涵絕非「享受權力，忘記義務」，公民課本別總是只讀一半。「權力越大，責任越重」是蜘蛛人對連宋濫用社會賦予合理懷疑權力的警告，也是歷史巨輪冷眼旁觀，等待對國親下最後評價的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