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人們對新聞事件與公共議題的「集體記憶」是非常淺碟性的，幾個禮拜以前還在「風雨飄搖」中的政客，今天照樣生龍活虎般地到處作秀，甚至還可肆意放言無忌（像是什麼「國軍砲口瞄準總統府」之類的話）。

　曾經有人感嘆人民的「健忘症」這種歸咎於個人的心理因素，但是如果有一點「社會學的想像」與訓練，不妨讓我們用比較具文化脈絡性或整體結構面的眼光去審視這個問題。

　在中國式的政治文化裡，一直擺脫不了「人治」的思維窠臼。儒家思想所一直推崇的，即是統治者個人的「內聖外王」、「風行草偃」，此遺毒影響所及，使得做為政治機制防腐劑的憲政主義與法治精神，遲遲無法步上正軌，只想仰賴英明神武的家父長政治領袖的指導，寄望所謂的「德高望重」、「素富清譽」之士來尋求公道正義，而公共論述的政治批判力視野也就淪落在「對人不對事」的角度，同時加劇了只問立場，不問是非的政治惡鬥。

　也無怪乎咱們支持泛藍的媒體，會有大加讚揚新加坡李光耀的個人統治技術，卻貶抑台灣李登輝的民主改革工程，並且還三不五時地緬懷威權時代獨裁者的怪異現象。

　既然是「人治」思維，如同偏心父母般的媒體自然就需要吹捧、神化出光鮮亮麗的「寵兒」，對其百般呵護，「隱惡揚善」，至於是否真的有善可揚，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反正被寄託予厚望的「救世主」是絕對不可玷污的。

　但是人終歸是人，也是會犯錯，很少真的會成為所謂的賢君聖王，更不可能是萬能無比的天神。犯錯沒關係，重點是如何去認錯，如何去處理、補救與檢討，下次絕不再犯相同的錯誤。但是「寵兒」在長期的放縱溺愛下，早已被寵壞了，喪失危機處理與自我修正的反應能力，所以「寵兒」常常自己給自己造成「二度傷害」，不論是麻不不仁，視而不見，還是推卸責任，硬拗到底，直到眾聲抨擊撻伐到連偏心的「媒體父母」都沒有辦法袒護為止。

　美國學者Kohlberg的道德發展理論裡，認為在人類的道德成長必定要經歷所謂「道德成規前期」、「道德成規期」，以及「道德成規後期」的順序發展，道德意識基本上是由來自外在強制的他律，發展到個人自我抉擇的自律的過程，特別是到了道德成規發展的後期，個人根據良心所做的決定，能夠自然而然地與普遍的正義原則相一致。

　在政治場域的情境套用此一理論，我們很容易就可以理解，從頭到尾都沒有經歷過他律鍛鍊的「媒體寵兒」，當然是無法用自律的標準來做自我要求。

　今天民進黨的政治菁英時常怨嘆媒體對待他們的不公與雙重標準，但是換個角度看，這在某種程度上何嘗不是他們的「慶幸」？因為他們的政治對手已被溺愛成如同在溫室裡沒有抵抗力的花朵。

　在一個民主法治國家裡，人治思維是一種在文化層面上的病症，唯有將之革除，我們才有理由去期望政治人物能夠「成材」，而從此不再有被寵壞的「媒體寵兒」。（高譜鎮／南華大學教育社會學研究所碩士）